关键词：泛珠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体制障碍

1 区域合作条件：经济发展差异和资源互补

　　泛珠三角经济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在两种经济体制框架下形成的经济圈，包括广东、福建、江西、广西、海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九省区，以及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简称“9＋2”。

1.1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梯度性

　　在泛珠三角经济区中，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梯度性差异，这种差异为区域经济的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首先，人均GDP水平是判断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以2003年的中国人均GDP 1091美元为指标，可将“9＋2”省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为港澳，人均GDP分别为23276美元和17539美元，是全国人均GDP的21倍和16倍，已进入世界先进地区之列；第二层次为人均GDP高于全国水平的广东和福建，分别为2043美元和1843美元，但与港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①；第三层次为人均GDP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区（图1）。而粤港澳三地创造的GDP相当于全国GDP的23.3％，超过了闽、赣、桂、琼、湘、蜀、滇、黔8省区所占GDP比重（21.7％）（图2）。

　　从“9＋2”省区人均GDP在全国31省区的排名来看，发展的梯度性更加明显。广东和福建为全国人均收入较高的前10地区，海南、湖南则居全国经济发展中游水平，而江西、四川等5省区则为经济较不发达地区（表1）。由此可见，在泛珠三角经济区中港澳是经济发展的龙头，将通过其发达的服务业为内地产业提供广阔的经贸平台；广东则是内地9省区和港澳经济合作的桥梁，并在内地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中发挥重要的辐射作用；珠江三角洲的制造业和港澳地区的服务业的结合，将形成泛珠三角的发展极；闽桂赣等8省区亦各具资源、人才等方面优势，可以承接粤港澳转移的产业和投资，并且为粤港澳地区提供广阔的经济腹地。

　　其次，从泛珠三角的产业梯度来看，第一层次为香港和澳门，其经济体系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逐步转型为第三产业为主，如服务业增加值占香港GDP的84％，交通、旅游、贸易和其他与贸易相关的服务构成港澳经济中的重要部分；第二层次为广东，已步入轻型加工制造业向重化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转型时期，农业仅占GDP的7.8％，拥有电子信息、电气机械及专用设备、石油及化学三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森工造纸、医药、汽车三大潜力产业，纺织服装、食品饮料、建筑材料则已是三大传统产业；第三层次为除海南省之外的省区，仍处于大力发展传统工业的工业化初期阶段，农业产值占这些省份GDP的20％左右，如贵州的支柱产业为煤炭、冶金、化工业，江西为特色冶金和金属制品业，广西的电力、机械、有色金属、制糖和食品业；第四层次为海南省，仍处于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过渡时期，如2003年农业产值仍占海南省GDP的36.8％。

　　当前，不少省份将主动承接粤港澳投资和产业转移作为未来工业发展的重点之一，如福建漳州、龙岩等开发区大力吸引珠三角一些投资规模、投资量相对较小、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通过泛珠三角区域内的产业梯度转移，将会形成产业链的前后衔接和一体化。

1.2 区域内资源禀赋条件的互补性

　　一个地区的比较优势、产业的选择和技术进步的方式都会与该地区的资源禀赋条件有关。泛珠三角经济区各省份和特别行政区之间资源禀赋条件的差异明显，互补较强，为经济的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贵州、广西、福建拥有丰富的水利资源，如仅贵州乌江的十级梯度开发就相当于三个葛洲坝；贵州、云南、广西、湖南、四川的矿种数目多样，存储量大，如江西的铜、银、铀等12种矿产储量居全国第一位；广东、福建、湖南、云南、海南、贵州等地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旅游业创造了大量的财政收入，如广东的旅游外汇收入多年来都居内地31个省区市中的首位。港澳地区自由港体制、国际商贸网络、雄厚的资金、现代服务业是泛珠江三角洲区域合作中的独特优势。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必须充分发掘和利用区内资源禀赋条件的这种差异和比较优势，寻找合作的契机，实现共同发展。

　　劳动力也是区域内互补性很强的资源之一。随着广东经济的迅速崛起和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以广东为核心的泛珠三角人流圈逐渐形成。珠江三角洲地区吸收了1200万以上的外省劳动力，他们主要来自泛珠三角的各个省份。这些劳动力将他们的收入寄回家乡，从而在区域内形成了独特的人流和资金流现象。如湖南省2003年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达1199.4万人，劳务总收入539亿元，占湖南省当年GDP的12％。

　　由此，泛珠三角经济区横跨中国的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带，通过区域内各省份基于比较优势的经济合作，可以使中西部的劳动力和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的优势，产业则由沿海地区向中西部转移。

2 合作基础：区域内日益紧密的经贸联系

　　区域内的经贸联系是经济合作的基础，活跃的商品和生产要素的流动是经贸联系的纽带。随着经济的发展， 泛珠三角经济区内的贸易、投资和劳动力流动日益频繁。香港、澳门和珠江三角洲逐渐成为区域经济的一个发展极，它与周边各省份之间的经贸联系日益密切。

2.1 香港和澳门对泛珠三角经济发展的引领与推动

　　香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内地吸引外资的主要场所和对外贸易的重要桥梁。随着香港与中国内地更紧密经贸关系（CEPA）协议的签署，香港与内地的经贸关系将会迈向一个新的阶段。香港将发挥服务业的优势在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中继续扮演重要的角色。香港与泛珠江三角洲9省区之间的经贸合作也将日益密切。据统计，2003年9省区与港澳的贸易额达到了651亿美元，占内地与港澳贸易总额的72％；同期9省区共计实际吸收港澳直接投资78亿美元，占内地吸收港澳直接投资总额的43％。内地9省区与港澳的经贸合作不但在贸易、投资和加工生产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而且在交通、通信、科技、农业、劳务、房地产、环保、旅游、边境事务，以至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开展了广泛的合作。泛珠三角为香港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腹地，香港将成为引领该区域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港澳和珠江三角洲将会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发展极。

2.2 广东和珠三角对周边的经济辐射

　　内地9省区之间的经贸往来由来已久。从1997年开始的广东、广西结对帮扶伙伴协作关系，毛织、皮革、服装、五金和日用品等产业纷纷入桂，广东的企业集团都对广西进行了大笔投资。广东对四川投资累计超过120亿元，川粤间的协议贸易额在近四年间已接近1000亿元人民币，先后有健力宝、乐百事、科龙、三九等大批知名企业落户四川。2003年上半年，湖南引进的内资中有44％来自广东，达65.6亿元。江西省从省外引进的企业中有3201家来自广东，占了江西引进企业一半。据广东省发改委的《九省区经济合作的回顾与展望》报告，“九五”以来，广东与泛珠三角其他8省区之间签订的经济技术合同协议金额累计达6000多亿元，合作项目超过1万个。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概念提出后，区内各省（区）政府相互之间的互访和经贸合作得到加强。如2003年10月，湖南省派出庞大的招商团前往深圳招商。2003年11月和12月，江西赣州、南昌分别组成党政代表团与经贸代表团到广州考察，并举办大型推介会。2004年2月，广西党政代表团访问广东，两广签署一揽子合作协议。2004年4月13至22日，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带队赴广西、湖南考察，共同探讨全面加强合作的事宜。这些考察洽谈活动，都签订了一系列涉及经贸、文化科技和交通能源等方面的项目，其中粤桂签约合作项目的合同总金额486.31亿元，广东方投资额423.7亿元，占87.13%；粤湘签约合作项目的合同总金额358.34亿元，广东方投资额241.66亿元，占81.5%。

2.3 梯次产业转移态势

　　经过多年高速发展，广东的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已经达到一个较高水平，不少劳动密集型、能耗高的产业出于生产成本考虑，开始向其他地区进行产业扩张和梯次转移，电子信息产业和石油化工产业逐渐成为广东发展的重点。例如广东中山汉费服装公司和台山宝星针织公司，分别投资1000多万元到广西贺州发展织造、制衣产业，2004年4月份的粤桂经济合作协议中，有近七成的投资都属于产业转移项目。而周边省份凭借丰富的农矿资源以及低廉的劳动力资源，积极承接广东转移产业，根据比较优势发展特色产业，如海南省的定安县主动从珠三角招商发展农副产品和手套加工业，2003年创汇为改革开放以来该县全部外汇收入之和，不但解决了2000多名劳动力就业，而且改变了过去海南定安工业薄弱的局面。随着泛珠三角经济圈的打造，互补性产业转移和产业承接日益成为区域内经济合作的热点和重点，这种产业的梯度转移正如当年港澳企业向珠三角的转移，将带动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并在泛珠三角经济区中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2.4 “西电东送”与资源互补

　　贵州省具有“水火互济”的独特资源优势，境内河流蕴藏着丰富的水能资源、保有储量超过9省（区）之和的煤炭资源。“西电东送”工程的实施使贵州的资源优势逐渐转化为经济优势，扩大了对外的经济合作，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按照国家“西电东送”总规划部署，到2010年，贵州东送电量将超过700万千瓦；到2015年，贵州省电力装机总容量将达到4500万千瓦左右，外送电力将达到1200万至1500万千瓦。其中，贵州要在“十五”送电广东400万千瓦的基础上，确保“十一五”期间再增送电广东400万千瓦。因此，广东是贵州电力的主要用户。“西电东送”打开了贵州能源宝库，并开始成为贵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强大动力。近几年，全省每年投入电力开发的资金达上百亿元，与火电相匹配的煤炭开发投资逐年增多。由于投资的拉动和电力强有力的支撑，贵州能源工业得到迅速发展。电力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迅速上升。销售总量在工业行业中已跃居第一，销售收入由1997年的57.4亿元增加到2001年的112亿元，年均增长18.2%，已成为贵州工业经济的第一支柱产业。“西电东送”工程成为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成功案例，贵州的资源优势和广东的市场和资金优势的互补和结合，创造了双赢的结果，带动了内地的经济发展。　

3 消除障碍，推进合作发展

　　我们认为阻碍我国区域经济以及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合作和整合的因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体制性障碍、基础设施障碍和产业的同构。

3.1 体制性障碍

　　体制障碍是国内市场分割、统一的产品和要素市场难以建立、市场机制不能在区域资源配置中充分发挥作用以及区域内优势互补的产业分工难以形成的基本原因。中国省区间贸易壁垒由来已久，地方政府出于利益考虑会通过非关税壁垒的形式进行地方贸易保护，如商品的完全禁入或数量限制、技术壁垒等（银温泉、才婉茹，2001），结果造成了地区间市场的条块分割。泛珠三角各省区领导人纷纷表示，将在市场运作的前提下，通过政府间协作，推动区域内资源整合和统一的要素、商品市场形成。根据今年6月3日“9+2”政府领导人签署的《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政府将着重营造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加强区内基础设施的协调建设，共同构筑区内著名品牌，促进泛珠三角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泛珠三角的合作协议中，明确提出了未来区域内的合作机制，由每年举行一次的内地省长、自治区主席和港澳行政首长联席会议决定区域合作的重大事宜，通过政府秘书长协调制度推进合作事项的进展，并设立日常工作办公室，确定部门衔接落实制度。在此框架下，由企业自发合作向市场引导、政府规制和企业为主体的合作机制过渡。

3.2 基础设施障碍

　　优良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是商品和生产要素顺畅和快速流动的载体，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条件。泛珠三角将建立区内海陆空立体交通网络,并得到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铁道部和交通部的支持。2004年3月，内地9省区以及重庆市还签订了《泛珠三角经济圈九省区暨重庆市道路运输一体化合作发展议定书》，规定10省区市将互相开放交通市场，逐步建立泛珠三角“交通圈”。发展珠三角城际轨道交通系统，建设深港西部通道和港珠澳大桥，实现珠三角区内和港澳之间客运交通的“公交化”。此外，泛珠三角各省区还将携手建设“泛珠三角经济圈信息产业及信息化交流网”，制定区域内统一的规范标准，推进电子商务数字证书的交叉认证。

3.3 区内产业分工及产业同构的问题

　　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区域产业分工体系的形成是区域经济合作和经济一体化的基础。港澳地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现了由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体的经济向服务业为主体的经济的转型。港澳经济的这种转型是通过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珠江三角洲的转移实现的。广东和珠三角凭借“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制度创新优势和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通过承接港澳地区的产业转移，在近20年中初步完成了工业化，珠三角成为了世界性的制造业基地。港澳的服务业和珠三角的制造业的结合，形成粤港澳之间的经济分工和密切的经贸关系。珠江三角洲目前正由轻型加工工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升级发展，电子通讯、石油化工、电气机械和汽车工业将成为未来的支柱行业。广东传统的服装、建材等支柱产业则逐步向周边地区转移，周边的省份在承接沿海地区产业梯度转移的同时，会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推进本地工业化，建设优质农副产品加工供应基地、劳务输出基地和旅游休闲基地。泛珠三角地区产业发展存在明显的梯度特征，通过区域合作有望逐渐形成区域产业分工体系。

　　斯密的“分工产生的普遍富裕”是区域经济整合的目的。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正在起步，它会触及我国经济体制的更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例如，由户口和户籍以及城乡差别导致的对劳动力的就业歧视，影响了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地方政府追求发展政绩引起投资冲动和扩张意欲，导致了重复建设和产业同构，严重影响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为了维护局部利益而形成的各种法规和政策，会阻碍资本和商品的自由流动。这些制度性的障碍最终破坏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国内市场被分割，使以比较优势为原则的区域产业分工难以形成，造成了各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不协调，产业的同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从微观层面看，它严重地影响了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资源配置的效率；从宏观层面看，它导致了投资的膨胀和结构不合理，是引起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因此，中国区域经济的整合趋势不仅是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希望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区成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先行区，为我国区域经济合作和制度创新，探索新的经验。

                       珠三角竞争力在哪里

2003年春，广东省省长黄华华谈到经济发展情况时强调，当前有两大突出问题必须高度重视：一是非典疫情突发对广东经济发展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二是广东经济发展势头比不上长江三角洲地区，竞争压力加大。由于广东经济总量中80％以上来源于珠三角，因此，广东人更习惯于与长三角作比较。

　　广东人最焦急的是这样一个对比：固定资产投资和利用外资总量江苏省首次超过广东。这个数据表明：广东将投资与利用外资的“全国第一”位置拱手相让。特别是广东投资总量15年来首次让出榜首位置，让江苏夺去了“第一”。

　　江苏2002年国内生产总值就超过1万亿元，逼近广东。

　　广东总量指标开始“沦陷”，这无论如何让广东人坐不住了。

　　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3年上半年主要指标来看，长三角与珠三角之间已形成你追我赶，各领风骚的局面。具体表现在：

　　国内生产总值：长三角15个城市GDP增速的均值为14.0%。珠三角9城市GDP增速的均值为14.3%。

　　固定资产投资：长三角固定资产投资总量是珠三角的3倍多，增速上：长三角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47.4%，高出珠三角15.9个百分点。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长三角地区实现零售额同比增长10.9%，而珠三角地区增幅为11.1%。

　　出口：2003年上半年珠三角实现出口626亿美元，比长三角多了27亿美元。从发展速度来看，长三角出口总额增幅达到47.6%，而珠三角地区增幅26.2%。

　　到位外资：2003年上半年长三角到位外资123.7亿美元，是珠三角的1.7倍。

　　珠三角与长三角的争霸已是不争的事实。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因地缘优势、政策优势，高速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经济发展的惯性让广东经济保持了一定的增长速度，并将经济总量牢牢地稳定在全国第一的位置。现在，优势弱化，竞争压力加大，新的经济动力又不够强大，速度甚至落在了长三角之后，领跑了中国经济20多年的珠三角，现在正受到挑战。

　　珠三角坐不住了。

　　“9+2”“泛珠三角”横空出世

　　就在这时，珠三角找到了有力的竞争武器：“泛珠三角”。

　　从提出“泛珠三角”（即“大三角洲”）这个全新概念，到转化为大规模的行动，前后只花了5个月，其速度之快，前所未有。

　　什么是“泛珠三角”？多见的说法即是“9＋2”，指的是广东、福建、江西、广西、海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等9个省（区），再加上香港和澳门而形成的超级经济圈。

　　“我们之所以打造这个9+2，其目的是加强区域协调和合作，从而加强珠三角的核心竞争力。”广东一位高官这样对观察记者说。

　　“为了珠三角的发展更强更高更快，我们必须共建泛珠三角经济圈，使'9＋2'的经济主流化，使这个区域在20年后成为全球三大经济圈的核心地区。”

　　从小珠三角到大珠三角再到泛珠三角，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内地与香港、澳门相继签署更紧密经贸关系，“泛珠三角”经济区迅速浮出水面……

　　未来“大珠三角”的城市结构将由两个中心城市、三个都市圈、两大城市群体构成：

　　两大中心城市：香港和广州。香港是以国际功能为主的中心城市，广州是以区域功能为主的中心城市。

　　三大都市圈：香港-深圳一体化的都市圈；广州-佛山一体化都市圈；澳门-珠海一体化的都市圈。

　　两大城市群体：珠江口东部城市群体和珠江口西部城市群体。珠江口东部城市群体主要包括香港、深圳、东莞、惠州等城市；珠江口西部城市群体主要包括澳门、珠海、中山、佛山、广州、江门等城市。

　　广东省社科院的专家学者郑奋明认为，如果香港和广东很好地把握住了这次机会，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至少在两方面会为珠三角在与长三角竞争的天平上添加砝码：

　　其一、一个经济复苏、更具竞争优势的龙头香港--无论是在经济规模、辐射力，还是在经济自由度、国际化程度，香港都远超上海，如果其经济能借CEPA恢复并完成结构性调整，其带领下的珠三角将迸发出强大的活力和竞争力；

　　其二，一个加强整合的大珠三角经济区--首先是从香港到广州的经济走廊将得到有力整合，接下来会将腹地扩展到珠江口西岸和粤西地区。香港贸发局主席此前甚至断言，哪怕仅仅是香港与深圳、东莞三个城市进行合作，上海就不是对手。

　　“珠三角本来市场化程度就比上海及长三角地区高，CEPA会强化大珠三角这一竞争优势。”郑奋明说。　　　

　　“泛珠三角”的诞生大背景

　　A、广资北拓和CEPA奠定坚实基础

　　大量资料表明，进入21世纪后，随着各种因素的复杂演变，泛珠三角经济圈逐渐成为广资北拓的重心。

　　有资料显示，2003年上半年，湖南来自广东的投资资金达到65.58亿元，占湖南全省引进内资总额的43.95％。"九五"期间至2002年6月，江西从广东引进资金额占江西省经济技术合作总量的20％以上，而到了2003年，上述趋势得以迅速强化，2003年前10个月，江西引进的省外资金中，来自广东的占了50％，江西118个工业园区的5000多企业当中，七成来自粤港澳。四川与广西的国内内联资金中，广东资金所占的比重没有具体数字，但广资所占第一的位置毋庸置疑。

　　据统计，过去5年中，广东与周边8省区在交通、能源、旅游和劳务等方面的合作已越来越频繁，共签订经济技术合同协议金额累计达5500多亿元，合作项目超过8000个。

　　B、长三角、珠三角之争助产“泛珠三角”

　　长三角为“龙”，珠三角为“虎”，一南一北相互争强，比翼齐飞。

　　进入九十年代末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珠三角的竞争优势及影响力已逐渐趋弱，长三角在无声无息中已走在了前面。

　　但珠三角暗藏锋芒。专家指出，南北争辉，长三角体现出名声显赫、工业和科技开发实力雄厚的优势，珠三角则保持着国际化水平较高、高新技术产业初具规模、机制灵活的长处。

　　广东省社科院作的"2003广东地区综合竞争力评估与分析"报告认为，目前珠三角综合竞争力仍然超过长三角，但长三角近年来发展加速强于珠三角。

　　竞争会推动香港及珠三角寻找更多合作共进的机会。竞争也助产了“泛珠三角”。

　　珠三角是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龙头和主体，也是中国区域经济中最具生机活力的重要增长极之一。进入八十年代，珠三角在港澳外部因素和区域内改革力量的合力驱动下，经济发展实现了历史性的腾飞。长三角则主要在乡镇企业的带动下，以区域内城乡自我积累为支撑，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比较而言，由于当时上海增长极未能充分发挥作用，珠三角独领风骚10年中国经济，经济发展水平追上了长三角。20世纪90年代，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标志，长三角跨入一个重振雄风、引领潮流的崭新发展时期。上海以浦东为龙头，以建立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为目标，抓住历史机遇，经过10年拼搏进取，高新技术产业得到迅猛发展，产业结构高度不断提升，整个城市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基本完成由工商业城市向经济中心城市的重大转变。目前，已有3300余家中外金融机构驻扎在上海，世界500强企业有一半在上海投资，经济外向度空前提高；金融证券、保险、商贸、交通、通讯、房地产等第三产业迅速崛起，城市功能与区域枢纽辐射功能大大增强，长三角成为90年代引领中国经济发展潮流的最耀眼的明星。

　　在长三角咄咄逼人的竞争优势面前，珠三角以“泛珠三角”的新形象来应对挑战。

　　C、“未来全球三大经济圈核心区”的目标推动泛珠三角æ"Ø|G‘E²fwww.hnbc123.com9ÒšñBm° ”
       

　　中国与东盟领导人宣布将在10年内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将是20年后与“欧共体”、“北美自由贸易区”并驾齐驱的全球最有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而在这个最有潜力的自由贸易区里，泛珠三角处于其中心位置及两大板块交界处，地缘优势非常突出。共建泛珠三角经济圈，正是奠定自己在自由贸易区里核心地位的重要举措。

　　从大都市经济圈来看，泛珠三角的形成在所必然。自法国学者戈特曼1957年提出“大都市经济圈（带）”概念以来，大都市圈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近几年，我国东部地区逐渐形成了京津唐经济圈、长三角经济圈和珠三角经济圈。

　　京津唐聚集竞争力最高。京津唐大都市经济圈与长三角、珠三角不同，后者的形成与发展得益于工商业的发展、先行对外开放所导致的外资进入，以及自主型城市化，而京津唐大都市经济圈的形成与发展，则得益于现有体制下全国资源向首都的集中。不少学者预言，这一地区未来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国际交往等活动中的组织管理协调功能将更加突出。北京将成为洲际的政治、文化及国际交往中心。

　　长三角区位竞争力最高。长三角大都市经济圈以上海为核心，其城市化水平整体较高，城市体系完备。长三角已处在向工业化中后期发展的阶段，根据经济发展的规律，今后五年，城市化进程将明显加快。未来十年内，长江三角洲将有可能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亚太地区经济发达地带，成为具有较强国际竞争能力的外向型经济示范区。通过高新技术对传统支柱产业的改造，一个世界性的新型制造业基地有望在此崛起。

　　总体而言，京津唐都市经济圈的政治文化角色作用为其它经济圈不可替代；长三角的加工制造能力是其传统的强项；而珠三角的对外开放前沿地位仍是其制度创新的源泉。

　　都市经济圈的成功与否，关键要看有没有世界级的超级城市作为其内核，而这种超级城市除了能源、水源、机场等硬件条件以外，新型机制和创新能力也是至为重要的。三大都市经济圈的金融业、信息业、交通业、制造业在全国都具有枢纽和核心地位，今后仍会继续发挥其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引擎作用。（编辑：郭琼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