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师师的归宿

    李师师是北宋末年色艺双绝的名妓，她慷慨有快名，号为“飞将军”。她的事迹在笔记野史、小说评话中多有记述。张端义《贵耳集》、张邦基《墨庄漫录》中，说李师师曾与著名文人周邦彦、晁冲之有来往，并互有诗词相赠，于是成为北宋后期的一段风流韵事。宋徽宗在位期间，自政和年间以后，也常微行出游，由数名内臣导从，乘小轿子前往李师师家。相传聚众梁山泊起义的宋江，打算归顺朝廷时，想利用李师师与徽宗的关系，也偷偷进人汴京访李师师。由于李师师深得徽宗宠信，后来徽宗索性把她召人内宫，册封为瀛国夫人或李明妃。宣和七年十二月（1126年1月），徽宗团全军进逼，将皇位样让给太子钦宗。李师师失去靠山，为了免祸，曾汇集徽宗赏赐的钱财，献给官府，以助河北军饷，并自乞为女道士。靖康元年（l126），钦宗下令籍没李师师家。不久，汴京沦陷，北宋灭亡。经过这次变故，李师师不仅家产殆尽，而且她本人的下落也变得众说纷纭，扑朔迷离了。

　　综观历代记述，有关李师师的下落，大致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法，以传奇小说《李师师外传》为代表。小说称金军破汴京后，主帅挞懒点名索取李师师，声称金国主也闻知李师师的名声，一定要活着得到她。张邦昌等人探得李师师的踪迹，将她献于金营。李师师怒斥张邦昌，脱下金簪刺喉自杀，未死，又折金簪吞下，才气绝身亡。后世的通俗小说多沿袭这一说法。但小说的作者主要是借人借事来抒发亡国的感慨，恐怕没有什么事实依据，因而学者多对此说持有异议。

　　另一种说法，以张邦基《墨庄漫录》为代表，书中称李师师被籍没家产以后，流落于江浙一带，当地的土大夫犹邀请她歌唱，但李师师已“憔悴无复向来之态矣”。宋代评话《宣和遗事》也有类似记述，但又说她“后流落湖湘间（今湘南一带），为商人所得”。而来刘子*《汴京纪事诗》，也有“辇毂繁华事可纷，师师垂老过湖湘，镂金檀板今无色，一曲当年动帝王”的诗句。其后，明梅鼎祚《青泥莲花记》，称其流落于湖湘，清初陈忱《水浒后传》称其流落于临安（今杭州），可能都是沿袭上述说法而来。

　　还有一种说法，称李师师在汴京失陷以后被俘虏北上，被迫嫁给一个病残的老军士为妻，最后凄凉悲惨地死去。

　　据情理分析，似乎以第二种说法较为可信。汴京失陷前，李师师已废为庶人，当了女道士，说她匿于民间，流落于江浙、湖湘一带是很有可能的。而金军是根据当时降臣提供的名单索取皇宫妃嫔的，李师师不太可能在名单之内，因而说她被点名索取或被掳北上，很难成立。当然，李师师是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女子，有关她的传闻，不免有许多臆测和讹传的成分，因而她的归宿究竟如何，恐怕是永远难解的一个谜了。

算盘起源之迷

    中国是算盘的故乡，在计算机已被普遍使用的今天，古老的算盘不仅没有被废弃，反而因它的灵便、准确等优点，在许多国家方兴未艾。因此，人们往往把算盘的发明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相提并论，认为算盘也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的一大贡献。然而，中国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算盘的呢？从清代起，就有许多算学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日本的学者也对此投人不少精力。由于缺少足够的证据，算盘的起源问题直至今天仍是众说纷坛，莫衷一是。归纳起来，主要有三说。

　　一是清代数学家梅启照等主张的东汉、南北朝说。其依据是，东汉数学家徐岳写过一部《数术记遗》，其中著录了十四种算法，第十三种即称“珠算”，并说：“珠算，控带四时，经纬三才。”后来，北周数学家甄鸾对这段文字作了注释，称：“刻板为三分，其上下二分以停游珠，中间一分以定算位。位各五珠，上一珠与下四珠色别，其上别色之珠当五，其下四珠，珠各当一。至下四珠所领，故云‘控带四时’。其珠游于三方之中，故云‘经纬三才’也。”这些文字，被认为是最早关于珠算的记载。但是一些学者认为，此书描写的珠算，充其量不过是一种记数工具或者只能作加减法的简单算板，与后来出现的珠算，不能同日而语。

　　二是清代学者钱大听等主张的元明说，即算盘出现在元朝中叶，到元末明初已普遍使用。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第二十九卷《井珠》，引当时谚语形容奴仆说：“凡纳婢仆，初来时日擂盘珠，言不拨自动；稍久，曰算盘珠，言拨之则动；既久，日佛顶珠，言终日凝然，虽拨亦不动。”后人称此为“三珠戏语”。把老资格的奴婢比作算盘珠，拨一拨动一动，说明当时的算盘已很普及。宋末元初人刘因的《静穆先生文集》中有一首以《算盘》为题的五言绝句：“不作翁商舞，休停饼氏歌。执筹仍蔽簏，辛苦欲如何。”这也是算盘在元代出现的明证。至于明朝，永乐年间编的《鲁班木经》中，已有制造算盘的规格、尺寸，还出现了徐心鲁《算珠算法》、程大位《直指算法统宗》等介绍珠算用法的著作，因此算盘在明代已被广泛使用，这是毫无疑问的了。

　　随着新史料的发现，又形成了算盘起源于唐朝、流行于宋朝的第三说。其依据是，一，宋代名画《清明上河图》中，画有一家药铺，其正面柜台上赫然放有一架算盘，经中日两国珠算专家将画面摄影放大，确认画中之物是与现代使用算盘形制类似的串档算盘。二，1921年在河北巨鹿县曾挖掘到一颗出于宋人故宅的木制算盘珠，已被水土淹没八百年，但仍可见其为鼓形，中间有孔，与现代算珠毫无两样。三，刘因是宋末元初人，他的《算盘》诗，与其说是描写元代的事物，还不如说是宋代事物的反映更为确切。同样，陶宗仪的“三珠戏语”所见元人谚语中已有算盘珠之说，也反映出“是法盛行于宋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算法统宗”条）。四，元初的蒙学课本《新编相对四言》中，有一幅九档的算盘图，既然在元初已为训蒙内容，可见已是寻常之物，它的出现，至少可上推到宋代。此外，宋代的算盘从形制看已较成熟，没有新生事物常有的那种笨拙或粗糙。因此，较多的算学家认为，算盘的诞生还可上推到唐代。因为宋以前的五代十国时期战乱不断，科技文化的发展较为滞缓，算盘诞生于此时的可能性较小。而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经济文化都较发达，需要有新的计算工具，使用了两千年的筹算在此时演变为珠算，算盘在这时被发明，是极有可能的。

　　算盘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有关它的起源却争论了上百年，无法统一。但愿有更多的有志者投入进一步的探索与研究，早日得出科学的结论，以告慰于古人．无愧于后代。

香妃的传说

    据传闻，乾隆中叶，清军入回疆，定边将军兆惠俘获一回部王妃，此女子天生丽质，更奇的是她身体会散发异香，人称香妃。乾隆帝对她大为倾心，执意纳之为妃，为讨其欢心，特在西宛建造一座宝月楼，供香妃居住，并常亲临探视，希其顺从。然而香妃性格刚烈，誓死不从，并身藏利刃，表示不屈决心，还时常因思念家乡凄然泪下。皇太后得知此事，召见香妃，问她：“你不肯屈志，究竟作何打算？”香妃以“唯死而已”相答，太后说：“那么今日就赐你一死。”香妃顿首拜谢，于是趁乾隆帝单独宿斋宫之际，命人将香妃缢死。太后处死香妃的原因，除了上述为成全其名节外，另有说是太后耽心自己的儿子弘历（即乾隆帝）为香妃所害，还有说由于香妃受乾隆帝宠爱，诸妃妒忌，向太后进谗言，太后听信谗言而加害香妃。香妃死后，乾隆帝悲伤不已，最后以妃礼将其棺椁送往故乡安葬。此说在清末民初流传颇广，出现不少叙述香妃故事的戏曲说唱、小说诗歌，绘声绘色，凄婉动人，使不少人对香妃传闻信以为实。1914年故宫浴德堂展出一幅以《香妃戎装像》为题的清代女子戎装油画像，于是传说更甚。

　　有人指出，有关香妃事迹仅为传说而已，并非历史事实，根本不存在香妃其人。乾隆帝先后有嫔妃四十多人，只有容妃和卓氏来自叶尔羌（今新疆莎车）回部，一般认为她就是传说中附会的香妃，但实际上容妃并不是被掠进宫的。和卓氏是秉持回教始祖派噶木巴尔的后裔，生于雍正十二年（1734）九月十五日，属和卓旗。乾隆二十五年（176O）二月，定边将军兆惠平定回部，和卓氏亲属因配合清军作战有功而受封，并到京师定居，和卓氏也随同到京师。后和卓氏被选入宫，乾隆二十七年五月被封为容嫔，乾隆三十三年六月，晋升为容妃，时年三十五岁。容妃深得乾隆帝宠爱，曾随乾隆帝东巡、南巡，特允于宫中着本族服装，专配回回厨师。自乾隆五十年起，容妃因病很少于宫中露面，乾隆五十三年（1788）四月病故，年五十五岁。史籍与档案中，也未见容妃有体散异香的记载，更无被皇太后赐死的结局。可见，容妃并无传说中香妃的曲折经历，她不是香妃。另外，有史料证明，乾隆帝下令在西苑建宝月楼的目的不是为容妃（或称香妃），从时间来看，宝月楼建在容妃进京之前，当时乾隆帝怎么知道和卓氏进京并能为己所爱？那幅清代女子戎装像的命名，也是极不可靠的。所以香妃事迹纯属子虚。

　　此外，关于容妃墓的地点，一为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一为河北遵化县东陵。容妃一人怎葬两地？传说当年容妃去世后，其遗体由灵轿运送到喀什噶尔东北郊的伊斯兰墓群下葬，一架“驮轿”还停放墓侧。河北遵化县马兰峪清东陵裕妃园寝中，亦有一座容妃墓。1979年10月被发掘，地宫有两个券堂组成，均为拱券石结构。在金券的宝床上，停放一红漆棺木，棺帮为盗墓人砍开一大洞，棺中已空，棺头正中有数行回文文字，意为“以真主名义……”棺木西侧有一头骨，西北角又有一根八十五厘米长的花白发辫、青缎衬帽、包头青纱等，还有一些龙袍残片和几件织物，织物上织有“江南织造臣成善”、“苏州织造臣四德”等字样，墓中还存有如意、荷包、珍珠、宝石、猫眼石、钻石等。棺头文字表明墓主为伊斯兰教信徒，龙袍和猫眼石等证明其身份为妃子，由花白发辫推断死者为五十五岁左右，织物上“四德”、“成善”皆为乾隆五十三年的织造官，可见这才是真正的容妃墓。

元稹有没有“变节”

    元稹（779—831），安微之，河南洛阳人，是唐代新乐府运动的核心人物，给后世留下了许多名篇佳作。他在担任左拾遗、监察御史时，曾对权贵、藩镇、宦官的不法行为进行过多次弹劾，有“直道”之誉。然而，元稹后来究竟有没有依附权贵、藩镇、宦官而“变节”，学术界的看法存在歧异，是一桩公案。

　　1979年第四期《华中师院学报》发表卞孝萱《元稹“变节”真相》一文，对史学大家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提出的元稹“变节说”，进一步作了阐发。此说认为，元稹本有“直道”之声，但后来投靠藩镇、宦官，位至宰相。据史书记载，元稹连中明经、拔萃、才识兼茂明于体用三科，颇得考官裴垍的指示和赏识，此后又以“直道”赢得了已升任宰相的裴垍的信任。元稹在《文章自叙》中云：“予始以对诏在拾遗中供奉……仍为裴度、李正辞讼所言当行，而宰相曲道上语，上颇悟，召见问状，宰相大恶之，不一月，出为河南尉。”裴度等人均是裴垍的亲信，元稹支持他们同权贵斗争，是为了得到裴垍的信任，虽遭贬官，但并不太懊伤。果然，不久裴垍提拔他为监察御史。昔日的“暂黜”，成了日后“升腾”的政治资本。

　　元和四年（809）元稹在任奉使剑南东川道时，曾揭发该道及山南西道节度使、刺史的不法行为。使还，朝廷今元稹分务东台，他在洛阳继续弹劾“权宠臣”的不法行为。次年春，朝廷召元稹还京，途中宦官用马鞭打伤了他的脸，宪宗皇帝包庇宦官，再贬元稹为江陵府土曹参军。元稹曾作《思归乐》诗曰：“我虽失乡去，我无失乡情。惨舒在方寸，宠辱将何惊。……况我三十余，年来未半程。江陵道涂近，楚俗云水清。……身外无所求，眼前随所营。此意久已定，谁能苟求荣。所以官甚小，朝野已势倾。”由此看来，元稹这次再遭贬谪，仍不太悲观，他相信裴垍，期待着裴垍寻自己更大的提拔。

　　可是，宪宗元和六年（811）裴垍病卒，元稹失去依靠，便不再“酣歌”、“负气”，而是惶惶不可终日了。他在《感梦》诗中说出自己的心声：“前时予掾荆，公在期复起。自从裴公无，吾道甘已矣！”这就是元稹“变节”的自供状。元和六年宦官的走狗严绶接任江陵尹、荆南节度使，成了元稹的顶头上司，连好友白居易也为元稹担忧。谁知严绶到任后，不但没有对元稹进行报复，反而恩顾偏厚，说明元稹巴结严绶成功。元和九年（814）严绶移山南东道节度使，奉命讨伐对抗朝廷的淮西吴元济，宦官崔潭峻随作监军，他们把元稹也带去。元稹《葬安氏志》云：“适予与信友约浙（浙）行，不敢私废。”所谓“信友”，当不是指“府主”严绶，而是指宦官崔潭峻，可见他与宦官的交结。其后，元稹依附宦官崔潭峻、魏弘简，竞荣登大位，官至宰相。

　　1986年第二期《复旦大学学报》刊有吴伟斌《也谈元稹“变节”真相》一文，作者另辟新说，认为元稹并无“变节”行为，理应与白居易一样．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应有的地位。

　　他认为，裴垍谢世后，元稹失去有力的支持，处境的确困难，但他仍与袭垍亲党裴度等保持密切联系，斗争决心依然十分旺盛。其诗云：“半夜雄嘶心不死”（《哀病骢呈致用》）、“为言腰折气冲天”（《送友封二首》）、“此生如未死，未拟变平生”（《答姨兄胡灵之》），可见其一斑。其间，尽管他没有惩办过违制的权贵，但这是无权使然，政治气节未变。白居易晚任江州、刘禹锡外放朗州、柳宗元山谪永州等等，无一不是如此。以斗争方式的变化为依据，断定他变节是不妥的。

　　严绶是朝廷派出的官员，与世代相袭的镇将不一样。元稹巴结上司严绶有之，但说他巴结藩镇则不实。细读元稹在江陵时的诗作，其中有《奉和严司空重阳日》等七首与严绶有关，均是一般应酬之作，并无过分的阿谀奉承。严绶讨淮西，元稹曾代他撰写过三篇书表文告，斥责地方割据势力藩镇。表明的立场是正确的。至于所谓“信友”一词，意为诚实不欺、严守信用的朋友，而崔潭峻以内常侍出为监军使，职权实在节度使之上，元稹作为青衫从事，品位低贱，怎么会随便称与己品位悬殊的崔潭峻为“信友”呢？元稹江陵任及其后，曾三次遭到有宦官参与的诬陷和打击，外贬长达十四年，而崔潭峻身为元和宦党重要成员，却始终坐视不救，想见两人关系极为一般，不能算是“信友”，也谈不上元稹依附宦官。

柔福帝姬的真伪

    一般来说，皇帝的女儿被称为公主。北宋政和三年（1113）因蔡京建议，宋廷仿照周代的“王姬”称号，宣布一律称“公主”为“帝姬”。这一制度维持了十多年，直到南宋初才恢复旧制。柔福帝姬，就是宋徽宗三十四个女儿中的一位，她在靖康二年（112）与徽宗、钦宗及赵氏宗室一起，被掳归金朝，成为离乡背井的亡国奴。南宋高宗建炎四年（113），有一女子来到宫廷，自称是柔福帝姬，从北方逃归。高宗命老宫女察验，觉得这女子相貌确实很像柔福帝姬，用宫中旧事盘问她，也能够答出八九不离十，唯一值得怀疑的是这女子的一双大脚，如何想像金枝玉叶的公主会生就一双天足呢？面对一双双怀疑的眼睛，那女子毫不惊慌，不胜悲苦地解释说：“金人驱逐如牛羊，曾赤脚步行万里路，怎能保持原样？”宋高宗觉得言之有理，尤其是听到这女子能够直呼其小字，便不再怀疑，下诏让她入宫，授予福国长公主的称号，又为她选择永州防御使高世荣为驸马，赐予嫁妆一万八千缗。此后，高宗对她宠渥有加，先后赏赐达四十七万九千缗。

　　绍兴十二年（1142），高宗生母显仁太后从北方归来，见到高宗，悲喜交加，拉着高宗衣袖垂泣不已。突然，她停止哭泣，急急告诉高宗说：“金人都在笑话你呢！说你错买了颜子，柔福早已死了。”（当年京师有颜家巷，制作的各类器物都以次充好、以假充真，极不坚实，因此时人称冒牌货为“颜子”。）高宗闻言大惊，立即下令将柔福系狱审讯，才真相大白：原来这女子是个女巫（或说是女尼），曾经遇到一个宫女，那宫女说她容貌与柔福帝姬十分相像，又告诉她许多宫中琐事，于是她就冒名顶替，享受了十多年荣华富贵，使南宋王朝为人笑柄。轰动一时的真假公主案，以柔福被杀告终，最可怜的是那驸马高世荣，人们嘲笑他说：“向来都尉，恰如弥勒降生时；此去人间，又到如来吃粥处。”然而，柔福虽然被诛，民间却流言纷纷，为她抱屈者大有人在。《四朝闻见录》、《随国随笔》等笔记，都记载了这样一种说法：柔福帝姬实为真公主，显仁太后在北方多年，有许多不愿为国人知道的隐事，见柔福逃归，怕她泄露，因而强指为伪，亟命诛杀。高宗因奉母命，也容不得柔福辩解，最终使她死于非命。这一说法虽然流传甚广，可惜没有真凭实据，又死无对证，于是柔福帝姬的真伪，成了真正的千古之谜。

洪秀全死因之迷

    清同治三年四月二十七日（1864·6·1），正值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今南京）在清军围攻下发发可危之际，大平天国首领洪秀全死于城内天王府，年五十一岁。关于其死因，史学界有不同看法。

　　在本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大多数人认为，洪秀全是自杀身亡。李秀成是后期太平天国的主要将领，洪秀全去世时，他在天京主持天京保卫战，对天王府的情况当有较确切的了解。曾国藩刊刻的《李秀成自述》中，言及洪秀全之死：“天王（洪秀全）斯时焦急，日日烦躁，即以四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洪仁玕是后期太平天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被清军捕获后曾写下《洪仁玕自述》，其后半部分中说：“天王之自杀，更令全局混乱。”太平天国的对手、湘军首领曾国藩在同年六月二十三日（7．26）的奏稿中说：“首逆洪秀全实系本年五月间，官军猛攻时，服毒而死。”同年七月初七日又奏称：“有伪宫婢者，系道州黄姓女子，即手埋逆尸者也，臣亲加讯问，据供，洪秀全生前，经年不见臣僚，四月二十七日因官军急攻，服毒身死，秘不发丧。而城里群贼，城外官兵，宣传已遍，十余日始行宣布。”根据上述资料，大多史家认为洪秀全系“服毒自杀”。郭廷以说洪秀全之死，“以服毒说为近真”；简又文在《太平天国全史》中指出，洪秀全自杀是“事实”；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根据《李秀成自述》内容，认为洪秀全“四月十九日（天历，即1864．6．1）服毒逝世”。但当时的学者对洪秀全自杀说，已有一定程度的怀疑。

　　六十年代初，藏在曾国藩家中达一百多年的《湘乡曾八本堂·李秀成亲供手迹》正式影印发行，其中明确记述洪秀全是病死的：“此时大概三月将尾，四月将初之候，斯时我在东门城上，天王斯时已病甚重，四月二十一日（天历）而故。”“此人之病，不食药方，任病任好，不好亦不服药也。是以四月二十一日而亡。……天王之病，因食咁露病起，又不肯食药方，故而死也。”有学者指出，这一记述当是可靠的，因为曾国藩刊刻的《李秀成自述》，是经曾国藩篡改过的。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能静居士日记》七月初七日条中说：“中堂（指曾国藩）嘱余看李秀成供，改定咨送军机处，傍晚始毕。”曾国藩把李秀成供稿呈送军机处时曾说：“李秀成 之供词，文理不甚通适，而情事真确，仅钞送军机处，以备查考。”由此可知，曾国藩所出示的李秀成供稿，是被“改定”过的。由于他在此前的两份奏稿中，都谈及洪秀全自杀之事，所以把李秀成供词中洪秀全病死“改定”为自杀，当在情理之中。《洪仁玕自述》的后半部分中说洪秀全自杀，恐非洪仁玕本意，因为后半部分是由外人译出，原稿已失。外人在翻译时受《李秀成自述》刊刻本影响，是极有可能的。值得注意的是，《洪仁玕自述》前半部分，是出自洪仁玕供词原稿，其中有“至今年四月十九（天历），我主老天王卧病二旬升天”。此说应较可信。幼天王洪福瑱（洪天贵福）在“自述”中曰：“本年四月十九日，老天王病死了。二十四日（天历）众臣子扶我登极。”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五月初六日条记：“闻探报禀称，逆首洪秀全已于四月甘八日病死（彼中之四月二十日）。”自从《李自成亲供手迹》发行后，大多数学者都确信洪秀全是病死的。

汉字的起源

    文字的使用，是人类文明一大进步。汉字以象形文字为特征而在人类语林中独树一帜，它在文字、语言上的优点，也正在为使用表音文字的人们所认识和接受。汉字起源于何时，又是谁创造的，至今并没有一致的说法。

　　《世本》、《荀子》、《吕氏春秋》、《韩非子》等古文献，都说汉字是在黄帝时代由仓颌、沮诵两人创造的。许慎《说文解宇》试图作出比较圆通的解释，认为伏羲作八卦“以垂宪象”，启发人们根据不同事物去作不同的符号。神农氏时代“结绳而治”，但庶事繁多，终于不能满足。在黄帝时代就出现了仓颌，“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并说仓颌初造书契时，“依类象形”谓之文，后来形声相益谓之字。经过长期演进发展，总结成构成汉字的六种方法，称为“六书”，即“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惜”。《元命苞》则说，仓颌仰观星象圆曲之势，俯察龟纹、鸟羽、山川，甚至手掌纹路等，都是他据以创作文字的基础。在近代文字学建立以前，《说文解字》有关汉字起源的学说，无疑是最权威的。

　　然而，《尚书孔传》和《拾遗记》则说伏羲造书契以代结绳，文籍也在他那个时代兴起，这显然要比黄帝时代早得多了。

　　在疑古思潮的影响下，《经学六变记》提出另一种看法，认为汉字实际上是孔子亲手制定的。幸好此书流传不广，而且甲骨文的发现迅速粉碎了这种神化孔子的说法。甲骨文的发现也动摇了《说文解字》有关文字起源的传说，对传说的“六书”理论也提出了各种质疑。

　　随着仰韶文化陶器记事符号的发现，不少专家认为那是具有汉字性质的符号。根据考古发现，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中出士了一大批带有记事符号的陶器，有些确实非常接近于文字，特别是大汉口文化陶符图形被释读为斤、戌、炅、炅山或斧、锛、旦等，于是人们认为中国文字起源于陶器刻符。然而，平心而论，现有陶符接近汉字的还不多，而且能释读的更少，汉字起源于陶刻符号的结论似乎过早，不过陶刻符号的发现和释读，毕竟使人们看到了解决汉字起源问题的曙光，人们寄希望于有更多的出土资料和更多的研究成果。

亚美尼亚是否有马超家族后裔

    三国时期，马腾、马超父子皆是政治斗争中的悲剧人物。东汉建安十六年（211），马超与韩遂等西北名将，联兵十万进军潼关，反对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曹操收买韩遂，击败马超后，即把身在中央、官任卫尉的马腾杀死，并“夷三族”。在邺都及许昌的马氏家族遭到灭门之祸。马超辗转投靠汉中张鲁，及刘备入蜀，因见张鲁庸弱，“不足与计事”，又转奔蜀请降刘备，被封为平西将军。

　　马超的家属留在汉中，在张鲁降附曹操时又被张鲁杀死。所以，后世常为马氏家族的厄运惋借。然而，当代史学家苏仲翔提出一个有关马氏家族的令人惊喜的新线索，即有一名马氏孤儿逃脱族诛之祸，且复兴马氏家族于异国。这就是亚美尼亚古国的著名历史学家摩西在他所著的《亚美尼亚史记》中记述的马抗。摩西享有亚美尼亚文学之父的美誉，一般认为他生活于公元五世纪。其著《亚美尼亚史记》，是亚美尼亚历史的开山之作，其中记述在公元二世纪时有中国侨民移居亚美尼亚，被安排定居于库尔德地区。在亚美尼亚的世族中，也有来自中国的华裔，如奥尔佩利家族，其祖先据说出自中国帝系，中国皇帝自称“朕——不榖”，因此他们被称为“朕不榖家族”。

　　书中还记述另一出自华裔的世族，为“马米冈尼家族”，其始祖名马抗，是摩西诞生二百年前由中国迁去的。据称其父为中国帝王，名阿波格，马抗因罪出走波斯，中国向波斯追缉，马抗遂又离开当时由萨珊王朝开国之君阿尔达希一世统治的波斯，西奔至亚美尼亚。亚美尼亚王蒂里达特斯二世，将达隆省分封给马抗，亚美尼亚的马氏家族从此肇始。阿尔达希一世统治时期在公元226一240年，蒂里达特斯二世统治时期在公元217-238年，都在马氏族诛之后，时间相当。再参照马家姓氏、中国追缉、冒称帝王等情况，马抗之为马氏后裔，就若合符契了。至于“阿波格”之冒名，似乎又是马抗自称“伏波么”即伏波将军马援之后裔的字音演变。

　　中国历史上名门巨族在政治变乱中遭到族诛之祸而终有幸运逃脱的孤儿之悲剧不一而足，民间历史演义小说中更是常有所见。三国时期马超家族后裔远遁亚美尼亚，并保存马氏一脉于亚洲西部之说，有亚美尼亚历史典籍可作依据，或许不至于流为荒诞。

孔子是否杀少正卯

    先秦典籍中有的提到孔子诛杀少正卯，有的则没有记载。这样，孔子是否诛杀少正卯，成了后世聚讼疑问。

　　《苟子·宥坐》曰：“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先）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女（汝）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日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而有之……不可不诛也。”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云：“（鲁）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也就是说，孔子在鲁国由司寇代行宰相职务才七天，就杀死当时鲁国的大夫少正卯，理由是少正卯兼有五种恶行，并且在家里聚众成群，鼓吹邪说，哗众取宠，已是小人中的雄杰，所以非杀不可。后来的《尹文子》、《说苑》、《孔子家语》等书，都引用《荀子》的说法，认为孔子杀了少正卯。

　　然而，南宋朱熹认为，孔子并没有杀少正卯。此说一出，许多学者表示赞同。其主要理由是：一，诸子百家著作中寓言居多，不足为信。成书早于《荀子》的《左传》、《国语》、《论语》、《孟子》等，都没有提到这件事，而且《左传》、《国语》往往对孔子有所诬罔，也不提此事，可见历史上没有孔子诛杀少正卯之事。二，孔子代行宰相职务才七天，以一个大夫的身份去杀掉另一个大夫，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三，孔于提倡仁，坚决反对轻易杀人，当鲁大夫提出“杀无道以就有道”的想法时，孔子表示反对。杀少正卯一事，与孔子的一贯思想不相吻合。上述两说各自成理，流传至今。那么，孔子究竟有没有诛杀少正卯呢。

神农氏是炎帝吗

    继伏羲以后，神农氏是又一个对中华民族颇多贡献的传说人物。除了发明农耕技术外，还发明了医术，制定了历法，开创九井相连的水利灌溉技术等。因为他发明农耕技术而号神农氏，可是他又称炎帝、赤帝、烈（厉）山氏，则又成了与黄帝相争天下的首领。长期以来，对于神农氏是否即炎帝这个问题，一直悬而难决。

　　《白虎通义·号》说，神农氏能够根据天时之宜，分地之利，创作了来招等农具，教民耕作，使人民获得很大的好处，故号神农。《世本·帝系篇》则首把炎帝和神农氏扯在一起称“炎帝神农氏”，谓炎帝即神农氏，炎帝身号，神农代号。汉高诱注《淮南子·时则训》，提到赤帝时又把赤帝与神农氏合起来，说赤帝即炎帝，少典之子，号为神农，南方火德之帝。《左传》、《国语》和《礼记》曾提到烈山氏能够播植百谷百蔬。东汉郑玄注《礼记》和三国韦昭注《国语》，都说烈山氏为炎帝。《水经注》卷三十二又把烈山氏和神农氏相并，说谬水西南经过厉乡南，水南有重山，就是烈山，山下有一个洞穴，相传是神农氏的诞生处，所以《礼记》称神农氏为烈山氏。而有关烈（厉、列）山氏称号的缘起，又有二说。《路史》认为，烈山原字当作列山或厉山，因神农氏“肇迹”于列山，故以列山、厉山为氏。刘城淮《中国上古神话》则认为炎帝为人神，放火烧山很猛烈，故为烈山氏。

　　《史记·五帝本纪》则隐喻炎帝与神农氏并非一人，说黄帝时，神农氏的时代已经衰落，诸侯之间互相侵伐，暴虐百姓，神农氏不能征讨，于是黄帝“修德振兵”，讨伐危害最大的炎帝和蚩尤，把他俩伐灭后威望大振，于是代神农氏而有天下。神农氏不事征伐，这与《庄于·盗跖》说神农氏“无有相害之心”、《商君书·画策》说神农“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相符合，怎么会变成炎帝这样“侵伐诸侯，暴虐百姓”的人呢？英勇善战的黄帝，竟然要与他“三战，然后得其志”。此外，《史记·封禅书》分列炎帝和神农氏为二人，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也主张炎帝、神农氏为二人。

　　由上观之，神农氏和炎帝是否即一人，仍无确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