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南北朝休妻制：女卑男尊绝情无理

    陈平是西汉初年有名的历史人物，少年时家里很穷，和哥哥陈伯共有30亩田，陈伯从事农业生产，供养弟弟读书。陈平长得高大肥胖，邻里的人说陈伯家那样穷，陈平怎么吃得长得那么好。陈伯的妻子对陈平不参加劳动本来就有气，听了邻居的议论，就说，家里不过吃的是粗糙的粮食，哪里有精美的食物!有这么一个不事生产的小叔子，还不如没有哩!陈伯认为他养活弟弟是尽做哥哥的责任，妻子不能和他一个心路，不利于兄弟关系的和好，就把妻子休弃了。
　　陈平读书，不仅不生产，连生活上也是嫂子侍候，嫂子有些怨气是很容易理解的，陈伯应当同妻子商量，争取她的同情，来供弟弟学习。陈伯不与妻子协商，竟然将她抛弃，做得太过分了(《汉书·陈平传》)。
　　西汉王吉，字子阳，琅玡人，官至博士谏大夫。年轻时被举孝廉，出任郎官，按理应当是很会处理家内人际关系的，否则难于被地方政府看中而被荐举。但是否如此呢?且看他对妻子的态度。王吉为了求学来到长安，东家邻居有棵大枣树，枝杈伸到王吉的庭院中，枣子熟了，王吉的妻子从树上摘枣给丈夫吃。王吉开始不知是邻居的东西，后来知道了，认为妻子手脚不干净，就把她休掉了。
　　东邻看到这个家庭的破裂，心里不安，认为这是那棵枣树的罪过，要把它锯掉。邻居们觉得锯掉树太可惜，于是一致请求王吉把妻子迎回来，恢复婚姻，东邻也就不用伐树了。王吉听从了众位邻居的劝告，与妻子重新结合，所以当时歌谣说：“东家有树，王阳妇去；东家枣完，去妇复还。”(《汉书·王吉传》)王吉的妻子是爱护丈夫的，因有感情，才偷摘邻居的枣子给丈夫吃，王吉应当领这份情。当然妻子占小便宜不对，需要教育，这并不是大不了的事，与夫妻关系并不相涉。但是王吉小题大作，认为这样的妻子丢了他的人，非离婚不可，似乎不如此不足以表示他人格的高尚。他这么一想，就不管妻子的处境了。邻居们也认为王吉太绝情了，太矫情了，出来劝导。所幸王吉听了众人的话，以复婚挽回自己的过失。可见王吉的举孝廉，可能是处理父子兄弟关系好，而夫妻关系他是不会处理的。
　　王莽的祖父王禁，宫廷尉史，娶妻李氏，又娶了几个妾。王禁因多妻，生有四个女儿，八个儿子。李氏生儿子王凤、王崇与女儿政君(汉元帝王皇后)，不满意丈夫多妻妾，王禁就把她休弃。李氏另与苟宾结婚，生子苟参。
　　政君进宫，成了元帝的皇后，后来成为皇太后，进用宗亲，命乃父王禁把已守寡的乃母从苟家迎回，恢复夫妻关系，并任用异父弟苟参为侍中、水衡都尉(《汉书·元帝王皇后传》)。李氏怨恨王禁多妾，是维护自身利益，王禁以男子的多妻权而黜妻，是不合理的一夫多妻制造成的。由于女儿当太后的政治原因使他们重新结合，则是意外的事情。
　　西汉末年，鲍永的父亲、司隶校尉鲍宣为王莽所杀，鲍永学习《尚书》，孝养后母。有一天他的妻子在他后母面前骂狗，鲍永认为妻子不稳重，在婆母面前喧嚷是不懂礼节，不知孝道，就把妻子抛弃了(《后汉书·鲍永传》)。狗在人前讨厌，轰它出去，即使声音高了一些，也是极其平常的事，鲍永竟然为此采取出妻的手段，实在令人惊异!两汉之际，求仕而不得的冯衍，家庭生活也不如意。
　　前妻任氏，性情暴躁，不许丈夫娶妾，生有五个孩子，而不理家务。冯衍买了一个婢女，干家务杂活。这个女奴“头无钗泽，面无脂粉”，惟供做饭之用，不是妾。任氏怕她被丈夫收用，对她百般虐待，这个女子不死，也是万幸。
　　当她病倒了，儿女们干家务活，任氏也不照管。这是所谓“既无妇道，又无世仪”的女子。冯衍认为有这样的妻子是不吉祥的，在夫妻生活多年之后决心休掉她，给她的弟弟任武达写信说：“不去此妇，则家不宁；不去此妇，则家不清；不去此妇，则福不生；不去此妇，则事不成。
　　……衍以室家纷然之故，捐弃衣冠，侧身山野，绝交游之路，杜仕宦之门，阖门不出，心专耕耘，以求衣食，何敢有功名之路哉!”任氏不容丈夫娶妾有道理，不理家就没有尽到主妇的责任。冯衍说任氏不管家而使家不成其家有一定道理，但把自身仕途的无望归咎于妻子，则是谬误了。当然，因他家庭的不和，让人小看了，舆论对他不利，不过这种影响是小的，冯衍以不祥物怪罪任氏则不合实际了。冯衍与任氏离异后，又娶了妻子，后妻对前妻孩子态度恶劣，甚至要害死12岁的冯豹，相反冯豹对后母却很好。冯衍大约鉴于后妻对孩子的无理，又将其休去。他给友人写信说：“自伤前遭不良，比有去两妇之名，事诚不得不然，岂中心之所好哉!”(《后汉书·冯衍传》)离异是他的不幸，有不得已的苦衷。
　　班超通西域名垂千古，然而在西域有一段休妻的伤心事。班超为巩固、发展东汉在西域的势力，建议联合乌孙，进攻龟兹。汉章帝命李邑出使乌孙。李邑到西域，正碰上龟兹攻打疏勒，心中畏惧，不敢向前，反而向皇帝诬陷班超“拥爱妻，抱爱子，安乐外国，无内顾心”。班超听到这个消息，想到曾参的事。曾参离家至费，鲁国有同名人杀人，有人告诉曾母你儿子杀人了，曾母不信，继续织布。又有一人说了同样的话，曾母还是不信，照常织她的布。
　　待到第三人来告诉时，曾母吓得逃跑了。班超想，曾参是贤人，曾母是了解儿子的，但人们反复说他的坏话，他母亲也不得不信了。我今天远离朝廷，有朝中来的人说我坏话；我还没有曾参的贤名，中央难道就不怀疑我?继而又想，既然说我留在西域是为得家庭之乐，我要抛弃妻子，就安不上这个罪名了，于是狠狠心，休了妻子。班超休妻是迫于情势，但最倒霉的还是他那个无辜的妻子，本来是恩爱夫妇，不幸竟被流言生生拆散(《后汉书·班超传》)。
　　黄允是颇有才华的人，司徒袁隗要为侄女找配偶，见到黄允，说要有这么个人做女婿一生也知足了。黄允听到这个话，要赶着去做宰相的东床佳婿，就想遗弃妻子夏侯氏。夏侯氏深知黄允自私自利的为人作风，他有了这个主意不会改变，只好同意，但向婆家提出一个请求：我要走了，想同亲友会一会，以表表离别之情。婆家同意了，大集宾客三百余人，在宴饮中，夏侯氏突然抓着黄允的袖子不放，数说他15件见不得人的事，然后离开了黄家。从此黄允声名狼藉，没能成为袁家的女婿，官场上也不得意。
　　在此以前素以知人著称的郭太说黄允：“卿有绝人之才，足成伟器。然恐守道不笃，将失之矣。”(《后汉书·黄允传》)黄允是无情无义之人，夏侯氏在他做出绝情的事后毅然离开他，倒也痛快。
　　河南尹应顺的妻子是再嫁之妇。其前夫是邓元义，且有子邓朗。本来夫妻关系尚好，但婆婆厌恶她，把她关闭在空房中，不按时给以饮食，她也不抱怨。公爹尚书仆射邓伯考发现了这个情况，但改变不了婆婆对儿媳的看法，为可怜她，就把她送回娘家。后来她跟应顺结了婚。邓元义也说她没有过失，只是他的母亲对她太不好了。这位夫人不忘前夫之子邓朗，给他写信，得不到回答，给他衣裳也被烧掉了。她到亲戚家设法把儿子找来，邓朗见母亲，只拜一拜就走了，夫人追出去说：“我几死。自为汝家所弃，我何罪过，乃如此耶?”但儿子还不谅解她(《后汉书·应奉传》)。应顺对妻子与前夫儿子的往来不干涉，是通情达理的，他的妻子因而是幸运的；但她儿子很不懂事，采取了错误态度，很伤母亲的心。
　　许敬与应顺是同乡好友，家贫，有妻，没有生子，双亲年事已高，以为无子是妻子的毛病，在应顺帮助下休妻另娶(《东观汉记·应顺传》)。应顺不嫌“弃妇”固好，但让人休妻就不对了。
　　广汉人姜诗，妻庞氏。姜诗对母亲特别孝顺，庞氏侍候婆母尤其尽心。母亲喜欢喝江里的水，而江距家六七里，庞氏经常去江里打水，供婆婆食用。一次遇上大风，庞氏不能及时赶回，而婆婆又渴了急着要喝水，姜诗因此责备庞氏，休出家门。庞氏到姜诗邻居家借住，日夜纺织，除供自身食用外，买了好吃的，请邻居大娘送给姜诗母亲吃，并且不让说明是她赠送的。日子久了，姜母奇怪邻居为什么总给吃的，加以询问，明白了原委，备受感动，内心也觉有愧，就把庞氏召回家中，使分离的夫妇重归于好(《后汉书·列女传》)。庞氏遇风而误烧水，并非过失，因为这样细小的事情，姜诗竟然绝情，难怪连他母亲后来也感内疚。
　　杨宇翔绘姜诗休妻图魏高贵乡公曹髦当政时，扬州都督毌丘俭起兵反对执政的司马氏，旋即失败。刘仲武是毌丘俭的女婿，毌丘氏生子刘正舒、正则。毌丘俭起兵，刘仲武怕受牵连，休弃妻子，令毌丘氏别宅居住，同时娶妻王氏，生子刘陶。后来毌丘氏亡故，刘正舒要求将他母亲与刘仲武合葬，刘陶不同意，刘正舒达不到目的不脱孝服，闹了几十年，直到他死，这问题也没有解决(《晋书·礼志》)。这是政治斗争带来的夫妻离散的悲剧。
　　南朝孙谦，青年时“躬耕以养弟妹”，后来历事宋齐梁三朝，在中央和各地做官。他有个叔伯哥哥孙灵庆，因病寄住孙谦家中。孙谦外任归来，问灵庆生活情形，灵庆就说饮食忽冷忽热，茶水亦不周全。孙谦认为这是妻子照顾不周到，委屈了堂兄，立即把妻子休出家门(《梁书·孙谦传》)。孙谦妻纵有对孙灵庆照顾不周的事，也不是应被休弃的大事呀!男子弃妇，究其原因，最主要的是认为妻子犯了“七出”之条。这七出是：一无子，二淫佚，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
　　许敬休妻即以其不生育；鲍永妻、姜诗妻庞氏、孙谦妻、邓元义妻之见弃，即为她们不孝敬公婆和尊亲；陈伯出妻，以她好口舌搬弄是非为由；王吉去妻，因其窃盗；王禁休李氏、冯衍休任氏，皆因她们妒忌。这些妇女之被逐出夫家，除了冯衍妻任氏有一些不妥当的地方，其他人或是无可指责的，或虽有不如人意处，但绝不是大过失。她们虽应了“七出”之条，却是真正无辜的。由此可见，“七出”之条在两汉至南北朝的实践是无理的，它是男子控制女子的伦理道德和手段，是压迫女子的工具。它的本质是这样的，但同时它也可以使感情破裂的夫妇离异，倒也有顺乎人情的一面，如冯衍所说：“夫妇之道，义有离合。”(《后汉书·冯衍传》)允许离婚，符合社会客观要求。但是应当充分注意到离异权只握在男子手中，他可以行施这种权力，而女子只有听从离异的义务，夫家要弃绝，她再要求也没有用，所以“七出”对于女子总是不利的。
　　出妻的原因，还有班超、刘仲武式的，为政治缘由而休妻。休妻者虽有感情上的不忍，但为保住自身政治地位，还是出妻了，所以受害最深的还是女子，最痛苦的也是女人。
　　至于黄允式的出妻，为图进身，趋炎附势，亡情绝义，此乃势利小人所为，为人所不齿。不过应当看到，黄允式的人物，历史上不绝如缕，不是个别现象。清朝乾隆时有一个姓朱的候补县丞，听说按察使有个外甥女要嫁人，就骗妻子，说岳母病了，令其回乡省视，又给了护送的仆人600两银子，暗示把老婆也给他。仆人把他妻子带走了，他就托人为媒，娶按察使外甥女为妻，又别事钻营，终于做到封疆大吏(朱克敬《暝庵杂识》)。
　　在古代社会，伴随着大量的弃妻现象，有七出休妻的制度；休夫的事也偶有发生，但绝没有休夫的制度。休妻制度表明家庭中夫妻各自地位的不同，即夫为主，妻为从，这是夫权的一项重要内容；它还反映出社会上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即女卑男尊。总之，“七出”之条及其实践是男女不平等的表现，是对女子的一种压迫，而不是解除婚姻关系的合理途径。
　　休妻虽是夫妻关系的破裂，在很大程度上却是父子关系的反映。“七出”的头一条是“无子”，意味着断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绝后对不起父亲，也得罪于祖先，为避免断根，就要与不生育的妻子分离；第二条“淫佚”，即妻子生育的男孩不一定是本家族血统，无异于是以外姓为后，也是对父祖有罪；第三条“不事舅姑”，是父母与儿媳直接冲突。这些内容，使我们知道家庭中的父子关系重于夫妻关系，为协调父子关系，就必须要调整夫妻关系来与它相适应，父子关系决定夫妻关系，包括这种关系的解除。父子关系以孝道为准则，夫妻关系应当以情爱为基础，为了实现孝道而放弃爱情，这就是古人的孝大于情。
　　不管什么原因，“七出”是妇女的灾难。保护妇女正当的婚姻权利，保护女子的正常的婚后生活，这是由来已久的问题，是有历史根源的事情，只要男女还没有达到各方面的真正的平等，这个问题就不可能不存在。虽则随着时代的变化，妇女解放事业的前进，它的严重性会削弱，但总是不可忽视的问题。

“二皇帝”和绅：无功受赏有过不罚

    和珅一步登天，朝野内外有不少人是不服气的。如大学士云贵总督李侍尧，出身名门，精明干练，史称“短小精敏，过目成诵，见僚属，数语即辨其才否。拥几高坐，语所治肥瘠利害，或及其阴事，若亲见，人皆悚惧。”因此，深受乾隆信任，历任要职。
　　他本人也颇为自傲，以“年老位高，平日儿畜和珅”，根本不把和珅当回事。和珅本来就是小人，为人 “阴毒，少有嫌隙，必致中伤”，李侍尧既然主动去得罪他，他就一定要伺机报复。机会很快来了，当前任贵州按察使海宁改任奉天府尹入京谢恩时，和珅打听到李侍尧有贪纵营私情状，就鼓动他奏参。乾隆四十五年(1780)正月，和珅领命与刑部侍郎喀宁阿前往云南查办该案。和珅把这个案子办得很漂亮，一到云南，即拘审李侍尧的管家，取得实据，很快就迫使李侍尧不得不低头认罪，奉旨逮送京师议处。随后，和珅又奏陈云南吏治废弛，州县多有亏空，需要彻底清理整顿，得到乾隆赞许，本欲即任其为云贵总督，但考虑到该案是他查办的，有些不便，遂改用另一亲信重臣福康安接任。三月，和珅在回京复命的途中即被提升为户部尚书。通过查办李侍尧一案，和珅不仅出了一口恶气，而且展示了自己的才干，突显了权势地位，可谓一举多得。
　　这年六月，乾隆御赐和珅六岁的儿子名丰绅殷德，并将自己最为宠爱的小女儿和孝公主许配于他，待年成婚。于是，三十一岁的和珅与七十岁的乾隆皇帝这对君臣主仆又成了儿女亲家，关系更为密切，和珅的地位更加巩固，这门亲事为和珅带来的政治与经济上的利益都是显而易见的。乾隆五十四年(1789)十一月，和孝公主与丰绅殷德成婚时，乾隆皇帝给了女儿、女婿极为丰厚的赏赐，而且文武百官拜辞于公主轿前，致贺于和珅府中，使和珅风光无限。
　　乾隆不断为和珅提供各种出头露面的机会，而且无功受赏，有过不罚。四十六年(1781)，甘肃苏四十三起义，进逼兰州。乾隆谕命在河南黄河工次的大学士阿桂就近前往甘肃办理，又命和珅带钦差大臣关防同往督师，并指示等阿桂到兰州三日后，和珅就交印回京。乾隆为了让和珅在军前建功，就以阿桂有疮疾所累，有意拖延他的行程，忽而让他“缓行暂住”，忽而让他“不必前往，著即回京”。不料和珅一到军中，就指挥失当，打了败仗，使军威大挫，而他却指责是将领不听调遣所致。数日后，阿桂赶到兰州，指挥布置，井井有条，局势马上改观。这时，和珅觉得丢了面子，又迟迟不肯回去。乾隆终于认识到和珅未历戎行，于军事不行，在阿桂的奏片上朱批道，前此所发谕旨“系因和珅迟到而又饰过而发，今既到彼，汝一人足矣，应即令和珅速回。……阿桂宜在彼料理，和珅宜速来，早有旨矣，何须汝二人皆在彼乎？看此竟似和珅欲在彼，又错了。若再固执，更不成事体矣。”和珅拖了半个月，才灰溜溜地启程回京。乾隆派和珅这趟差事意味深长，却被和珅弄巧成拙。虽然乾隆在谕旨中也多次批评和珅，但却未给予任何处分。而同年十一月，又让和珅兼任了兵部尚书。
　　自乾隆四十四年(1780)领班军机大臣于敏中去世后，武英殿大学士阿桂就一直担任领班军机大臣。但乾隆知道和珅与阿桂关系不睦，所以常常让阿桂在外领兵，或查阅河塘工程，办理各种案件，于是军机处的实权就落在了和珅的手中，他俨然就成了军机处的领班。同时，和珅在朝中又极力打击异己，拉帮结派，不断膨胀其权力。和珅打击异己手腕高明，因其“柄政久，善伺高宗意，因以弄窃作威福。不附己者，伺隙激上怒陷之”，也就是借皇帝旨意以利其奸，自己往往不着痕迹。如大学士松筠“不为屈，遂久留边地”，不让他回京 供职。和珅当朝，政以贿成，京外许多大小官吏皆出自和门，他培植心腹亲信也有数人。他的弟弟和琳，在其扶植下，数年之内由吏科给事中升至四川总督。军机大臣福长安，本是乾隆孝贤皇后之侄，家族显赫，被和珅拉拢过去，惟命是从，成为其最大的帮凶。其他如山东巡抚伊江阿只会巴结拍马，大学士苏凌阿老迈昏聩，只因对和珅忠心都被委以显爵要职。
　　当和珅势焰薰天的时候，朝中虽有人敢于碰硬，但根本撼不动他。早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六月，御史曹锡宝就想以参劾和珅的家人刘全奢侈招摇入手，以期打开缺口，攻一攻和珅。但曹锡宝做事不密，将折稿拿给老乡吴省钦过目，希望他帮助润色。不料吴省钦正是和珅的亲信，连夜派人赶赴热河向在那里扈驾的和珅告密，使和珅预先采取了对策。结果，曹锡宝反而受到皇帝的诘难，有口难辩，最终落得个革职留任的处分。数年后，内阁学士尹壮图针对和珅创立议罪银的危害，上书建言，请求永停此例。和珅以其折中“商民半皆蹙额兴叹”一语激怒乾隆，抓住不放，让尹壮图到山西、直隶、山东、江苏各省去查验仓库，并与各督抚对质所交议罪银是否取自下属？结果可想而知，什么也查不出来，尹壮图只得自认虚诳，下刑部论罪，差点丢了性命。从此，别人也就敢怒而不敢言了。
　　民间流传着很多刘墉(即“刘罗锅”)、纪昀(晓岚)等智斗和珅的故事。其实，
　　刘墉(比和珅大三十岁)、纪昀(比和珅大二十六岁)两人在朝中虽居高位，但一直没有担任过军机大臣进入中枢，而且乾隆还批评刘墉遇事模棱圆滑、纪昀读书不明事理，他们都不可能与和珅有多少直接碰撞，档案和正史中也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和珅遇到的真正对手是其在军机处的几位同僚。领班军机大臣大学士阿桂(比和珅大三十三岁)，出将入相，德高望重，对和珅总是不理不睬，一同上朝时则远离和珅站立。和珅一直嫉恨他，但因乾隆对阿桂信任倚重，搬不倒他。于是，有时就有意上前套近乎，阿桂也不买帐。大学士王杰(比和珅大二十五岁)，为乾隆二十六年状元，学问优长，刚直清廉，遇事坚持原则，始终与和珅保持着一定距离。一天，王杰下朝后回到值房，正在独坐沉思，和珅走了进来，拉着王杰的手，对这位年近七旬的老前辈开了一句玩笑：“你的手怎么这么柔软呀？”王杰马上抽回手，正色回敬道：“王杰手虽好，但不能搂钱！”和珅一下臊了个大红脸。从此，对王杰恨之入骨。但因乾隆对王杰知之甚深，“和珅虽厌之而不能去”。尚书董诰(比和珅大九岁)，书、画俱为乾隆赏识，正直敢言，有古大臣之风，“与王杰扌耆 柱其间”，和珅也排挤不动。正邪不两立，最终在军机处形成了一种奇怪的局面，每天上班，军机处大臣五人竟然不在一起办公，只有阿桂一个人在隆宗门内军机处值房，王杰与董诰在南书房，福长安在内务府造办处，和珅或在内右门内房间，或在隆宗门外靠近造办处的房间，即使随皇上在圆明园，仍不在一处办公。为此，御史钱沣曾专门上折奏请恢复旧规，让军机处大臣们集中在一处办公，遇事好商量，也免得司员们来回奔走请示，实际上矛头就是冲着和珅的。乾隆虽然朱批“所奏是”，但也不了了之。和珅嫌钱沣多事，此后“凡遇劳苦事多委之”，没多久就把钱沣累死了。
　　和珅为了防范未然，又采取了一些措施，变更制度，加强对言路的控制。例如，他规定内外章奏必须同时备送一份副本给军机处，以后御史缺出只能用六十岁以上的老臣担任，等等，把皇上的耳目变成了自己的耳目。
　　权力没有了监督，没有了制约，和珅真正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专擅朝政，为所欲为。由于其权势太大，当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使臣马戛尔尼访华时，就曾听到“
　　许多中国人私下称之为二皇帝”。
　　和珅深受乾隆宠信，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和珅是个敛财的好手。乾隆晚年自以为国运昌隆，文治武功，超迈古今，自号“十全老人”，志得意满，于是大兴土木，奢华自奉，如为自己建造准备禅位后居住的宁寿宫，举行万寿大典、千叟宴等，这些都需要大量银子。和珅绝不会像那些“迂儒”的官员那样提醒皇上要居安思危，导奢入俭，他反而会主动迎合乾隆的意图，在不大动用国库的情况下，通过各种手段从各级官员和商人手中搜刮大量金银和珍宝，去满足乾隆的这些奢靡需费。如乾隆五十五年(1790)，皇帝八旬万寿，和珅总 管其事，他令外省三品以上大员俱要进献，在京各部院堂官要捐出薪俸，而两淮盐商更要捐银四百万两。和珅还创立了一种议罪银制度，即让有过失的官员交纳罚银代替处分，少则数千两，多则数万、数十万两。这种议罪银不像官员罚俸一样交到国库，除少数作为河工海塘经费或解充军需外，都直接交到内务府入了皇帝的私人帐户。为此，和珅还设立了专门办理此事的“密记处”，建有专档——《密记档》。许多督抚大员等都受到这种类似敲诈的处罚，而他们又把损失层层摊派下去，最后加倍落到了老百姓头上。
　　当然，和珅绝不仅限于为乾隆创收谋财，更善于为自己聚敛经营。首先，和珅利用权势，广收贿赂，京外“大僚恃为奥援，剥削其下以供所欲”。他不仅对盐政、河工这些肥差征求无厌，而且镇压川楚白莲教起义的许多将帅也都看和珅的眼色，玩兵糜饷，自肥身家，自然也少不了向和珅贡献。其次，和珅长期把持崇文门税关，苛索商民和官员士子，在分管户部三库、内务府等衙门时大肆贪污。他打着皇上的旗号勒令地方官员不断供奉金银珍宝，而这些财宝怎样进献皇上、进献多少，都由他说了算，事实上大量的财宝都被他截留贪污了，以致于他家中的珍珠手串比皇宫的还多还大。再次，和珅不顾官体，与民争利，搞多种经营，广开财路，如倚仗权势巧取豪夺，大量兼并土地，在京城及近畿各县广开当铺银号，放高利贷，出租房屋，开设粮店，在京西房山一带开挖煤窑，甚至还搞运输等。和家的营生资本雄厚，又有强大的权力背景，自然非一般商贾可比，利润丰厚，日进斗金。和珅用手中的权力来经营他的家业，真可谓得心应手，迅速聚敛了巨额的财富，甚至其家人奴仆都拥资巨万。
　　有了权，有了钱，和珅再也不是当年的穷学生了，便过起了帝王般奢华的生活。他在风景秀丽的什刹海畔建起了豪华的府邸(即后来的恭王府)，甚至仿宁寿宫违制建盖了楠木房屋(今恭王府内锡晋斋)，在圆明园附近建有宏大秀美的淑春园(今北京大学未名湖一带)，在承德避暑山庄丽正门外、北京北长街会计司胡同等处都建有住所。他不仅整日享受着妻妾成群、锦衣玉食的生活，还梦想着死后也一样风光气派，于是在蓟州为自己修建了巨大的坟墓，规制超过了亲王，并派有禁军看守，民间称之为“和陵”。
　　和珅富可敌国，当时是尽人皆知的。乾隆五十九年(1794)朝鲜使臣回国后曾向国王报告说，和珅“用事日甚，擅作威福，大开赂门，豪奢富丽，拟于皇室，有口皆言，举世侧目”。以致有些皇子自知皇位无望，以将来能得到和珅的府第与家财为愿。

孔子为何没像苏格拉底那样被整死

    左传哀公六年，公元前489年，吴国大举伐陈，楚国誓死救之；陈乃小国，长江上的二位老大决定在小陈身上比比谁的拳头更硬。
　　风云紧急，
　　战争浩大沉重，它把一切贬为无关紧要可予删去的细节：征夫血、女人泪、老人和孩子无助的眼，还有，一群快要饿死的书生。
　　——孔子正好赶上了这场混战，困于陈蔡之间，绝粮七日，吃的是清炖野菜，弟子宰予已经饿晕了过去；该宰予就是因为大白天睡觉被孔子骂为“朽木粪土”的那位，现在我认为孔夫子骂人很可能是借题发挥：想当年在陈蔡，这厮俩眼一翻就晕过去了，他的体质是差了些，可身子更弱的颜回还在院儿里择野菜呢，而年纪最大的老夫子正在屋里鼓瑟而歌，歌声依然嘹亮，谁都看得出，这不是身体问题，这是精神问题。
　　在这关键时刻，经不住考验的不只宰予一个，子路和子贡就开始动摇，开始发表不靠谱的言论：“夫子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穷于陈蔡。杀夫子者无罪，藉夫子者不禁，夫子弦歌鼓舞，未尝绝音，盖君子无所丑也若此乎？”
　　这话的意思就是，老先生既无权又无钱，不出名不走红，四处碰壁，由失败走向失败，混到这地步，他不自杀不得抑郁症倒也罢了，居然饱吹饿唱兴致勃勃，难道所谓君子就是如此不知羞耻乎？
　　话说到这份儿上，可见该二子的信念已经摇摇欲坠，而且这话是当着颜回说的，这差不多也就等于指着孔子的鼻子叫板，果然，颜回择了一根儿菜，又择了一根儿菜，放下第三根儿菜，摇摇晃晃进了屋。
　　琴声戛然而止，老先生推琴大骂：子路子贡这俩小子，“小人也！召，吾与语。”
　　俩小子不用召，早在门口等着了，进了门气焰当然减了若干，但子贡还是嘟嘟囔囔：“如此可谓穷矣”——混到这地步可谓山穷水尽了。
　　孔子凛然说道：“是何言也？君子达于道之谓达，穷于道之谓穷。今丘也拘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其所也，何穷之谓？故内省而不改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陈、蔡之厄，于丘其幸乎！”
　　——黄钟大吕，不得不原文照抄，看不懂没关系，反正真看得懂这段话的中国人两千五百年来也没多少。子路原是武士，子贡原是商人，他们对生命的理解和此时的我们相差不远：如果真理不能兑现为现世的成功那么真理就一钱不值，而孔子，他决然、庄严地说，真理就是真理，生命的意义就在对真理之道的认识和践行。
　　此前从没有中国人这么说过，公元前489年那片阴霾的荒野上，孔子这么说了，说罢“烈然返瑟而弦”，随着响遏行云的乐音，子路“抗然执干而舞”，子贡呆若木鸡，喃喃曰：“吾不知天之高也，不知地之下也！”
　　我认为，这是中国精神的关键时刻，是我们文明的关键时刻，如同苏格拉底和耶稣的临难，孔子在穷厄的考验下使他的文明实现精神的升华，从此，我们就知道，除了升官发财打仗娶小老婆耍心眼之外，人还有失败、穷困和软弱所不能侵蚀的精神尊严。
　　当然，如今喝了洋墨水的学者会论证我们之落后全是因为孔子当初没像苏格拉底和耶稣那样被人整死，但依我看，该说的老先生已经说得透彻，而圣人的教导我们至今并未领会，我们都是子贡，不知天之高地之厚，而且坚信混得好比天高地厚更重要。但有一点总算证明了真理正在时间中暗自运行，那就是，我们早忘了两千五百年前那场鸡飞狗跳的战争，但我们将永远记得，在那场战争中一个偏僻的角落里，孔门师徒的乐音、歌声、舞影和低语。
　　——永不消散。

话说科举制

    1905年9月2日，经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恩准，清王朝下诏废止了绵延1300多年的科举制。据说，这一盛行千年的制度被废除，并没有在朝野中遇到多大阻力，倒好像是这一遭人诟病的制度被废除了，让人们心头出了一口恶气。
　　隋朝的开科取士是个了不起的创举，不仅在当时具有毋庸置疑的积极意义，而且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来看也是如此。著名学者傅国涌评价科举制，说其至少有两个不容忽视的好处：一是为选拔人才提供了一种相对公正的方法和程序；二是提供了一条可供普通人向上流动的途径。至今被全世界认同、效仿的英国文官考试制度，最初就是受到中国科举制的启发，有西方学者认为这是中华文明的一大创造。
　　评价科举制，有人说：“科举制自诞生之日起就不是最好的，但肯定不是最坏的。如同邱吉尔评价‘民主’一样，民主的实质就是要防止最坏的。”
　　什么是“最坏的”？首先就是按照血缘、特权、金钱选拔“人才”。在科举制出现之前，以血缘、裙带为基础的门阀士族盛极一时，人生下来，其社会地位就已注定。平民只有到了王朝衰落的末世，才有可能像陈胜、吴广那样质疑“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从而揭竿而起，重新洗牌，成者王侯败者寇。此外，几乎找不到任何向上流动的社会通道，在如此幽暗的专制长夜里，科举制的横空出世，无疑给平民提供了一点点微弱的幻想和希望。
　　百年之后，我们不能过度地阐释科举制的正面意义，而忽视其曾经的消极、负面影响，后者可能更为深刻，至少，在禁锢读书人思想和加强皇权专制上，科举制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大约十七八年前，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评论“五四”一代人时说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包括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钱玄同、吴虞、刘半农、易白沙、周作人以及傅斯年、罗家伦等人，“他们或终其一生或一开头并非重要政治人物”，“他们是一批职业的教授、学者、学生，即纯粹的近代知识分子”。正是在他们这一代，我们看到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形成了。他们的人生目标不再锁定在读书做官、依附政治权力上面，学问、文化、求真知本身即可以成为目的。他们中很多人都选择了教书、研究、撰稿、编书、办报刊等作为终生或相当一个时期的职业，大学、书局、报馆、银行、研究机构……这都是属于他们的岗位，他们在这些位置上发光发热，一个处于朝廷之外的社会有了精神支柱和实际的有形的平台，一个与旧的农业社会大不相同的新型社会由此而生，这是孔子、孟子、老子、韩非子们都理解不了的新时代，一个多元的、千姿百态的新时代，知识分子追求真理、推进文明、服务社会，而不是把自己毕生的才智“货与帝王家”，做官从政仅仅是无数选择中的一种选择。
　　尽管鲁迅、胡适等人以后走的道路各不相同，自由撰稿人也好、大学教授也好，不管从事文化批评、社会批评还是学术研究，他们扮演的主要角色都是在文化层面、思想层面、社会层面，这是近代以来的新生事物，是朱熹、王阳明、曾国藩们所难以想象的。这样的景象只有在科举制废除之后才有可能出现，科举制存在一天，人们便不能摆脱“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千年大梦。一个崭新的、多元的知识世界，一个真正能承载独立公民意识的精神家园也只有在科举制终结之后才有可能渐渐浮出。

明朝朱氏皇族的悲惨命运

    庞大的明朝皇族——凤阳朱氏数十万成员，大部分在第一场劫难中被农民军屠杀了。另一部分又在抗清保国的战争中壮烈殉国了。除了这两部分外，在这场空前浩劫中侥幸逃生的皇族成员，又开始了更加艰难的生活
　　据历史记载，在明清鼎革之际，有一部分皇族成员，如皇太子朱慈（火+良）、崇祯三子定王朱慈炯、四子永王朱慈（火+召），秦王朱存枢、晋王朱求桂、代王朱传（火+齐），先被李自成农民军俘虏至北京。清抹攻陷北京后，这部分被俘皇族在兵荒马乱中失踪，生死不如，下落不明，一直成了历史疑案。
　　为了躲避满清的迫害，一部分皇族成员，在国破家亡之后，纷纷隐姓埋名，或窜伏山林，或辗转流徙，开始了艰难的逃亡生活。如出自宁藩的宗室八大山人，在明亡后，便自动放弃了朱姓，自号雪个，后来干脆出家当了和尚，只是把明朝灭亡的日期，偷偷地组成花押签在他的画里，以志不忘自己是大明子孙。
　　周藩分支安昌郡王朱肃渣，在安昌沦陷后，逃往浙东，投奔鲁监国以海。舟山失败，他战死，其子安昌长子朱某年幼，被母妃携带逃出，后为躲避清廷迫害，来到杭州杭净寺，出家拜豁堂和尚为师，做了和尚，后来到松江一个荒野破庵中偷生。母妃临死时将王印交给儿子，庵中僧人走漏了消息，结果安昌王长子仍被官府抓捕处死，同庵僧人受牵连而死者数百人。
　　而在广东梅县地区也流传着一个传说，说是北京沦陷后下落不明的太子朱慈（火+良），其实与翰林院编修充东宫讲读的嘉应人李七淳一起潜回了李的家乡梅县。后为躲避清廷，太子也削发为僧，取法号“（大下面加罗）和尚”。并在梅州阴那半山中人迹罕到之处，建了一座庙，名叫“紫殿”，又叫“圣寿寺”，后便老死在此深山中。死后，他被当地人尊为“太子菩萨”。
　　《清稗类钞·姓名类》记载，明亡后，“天潢贵胄，转徙流亡，无不改姓自晦”。《罪惟录·楚昭王桢传》也记载，楚藩分支祁阳王朱某，在明末楚藩沦陷后逃到福建。后福建沦陷，他与一个叫严炜的书生一起“更姓名入瑶中自保”。因此，今瑶族中，也应有明皇族的血统。
　　《罪惟录》还记载，有某支宗室出生的诸生，明亡后绝望出家，初在无锡太子庵做和尚，后人又在界灯寺做住持，法号个纳，能诗会画，在当时颇有名气，但从不与人讲起旧时故事。
　　还有一部分明朝宗室成员，则被迫投降了清朝，接受满人的统治，以使家族免遭绝嗣断代之劫。前期投降清朝的有潞王朱常（氵+芳），其后裔不明。最后也是最大一批投降清朝的是逃到台湾的那一批。当年国姓爷郑成功父子收复台湾后，优礼宗室，所以1661——1663年间，有大批宗室成员渡海来到台湾。如1663年，辽藩长阳郡王之子宁靖王朱术桂保护鲁监国朱以海妃陈氏及遗腹子朱弘桓东渡至台湾。此间来台湾避难的还有泸溪郡王朱慈（火+著）、泸溪郡府将军朱慈某、奉新郡府将军朱慈（火+广）、奉南郡王朱和睦、益王朱怡镐、舒成郡王朱慈（火+喜）、乐安郡王朱义浚、巴东郡王朱尊（氵+柬）。这些宗室皇子王孙们受到郑氏父子礼遇，在台湾留居几十年。但到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清朝施琅攻陷台湾，郑氏政权降清，逃到这里的明朝宗室大都被俘，被迫投降，接受满清统治。据说当年施琅来到台湾，立即收缴这些皇族宗室的谱牒和印信。清王朝至此一统全国，大局稳固，便假示宽仁，没有再杀害这批明朝宗室遗民，而是将他们强迫内迁大陆，安置于山东、河南等郡县。这部分宗室后裔因此能够传递下来。
　　在台湾失陷时，宁靖王朱术桂不忍做亡国奴，上吊自杀殉国。他没生子，以比他低一辈的益王朱怡镐之子为嗣，取名朱俨珍，当年才七岁。据史书记载，这位朱俨珍被强迁回到大陆后，于1693年被清王朝安置在河南开封府杞县，后裔遂居于此。
　　又据资料表明，宁藩的一部分宗室后裔，明亡后仍留居江西，直到今天，仍是江西朱氏中的重要一支。这支家族在清末民国时还续修了《江西八支朱氏宗谱》，至今仍保存在江西省博物馆。另湖北沔阳一带，今天也有明朝宗室后裔存在。
　　每当朝代鼎革时，新建的王朝总要铲除前朝皇族。但没有哪一个政权像满清王朝一样，因为自己是异族入侵，做贼心虚，对明朝宗室怕得要命，所以清初对明宗实行血腥的屠杀政策。这给凤阳朱氏带来了比明末农民起义更残酷、更可怕的灾难。直到康熙时期（公元1662--1722年），情况才稍有变化。
　　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才下了这样一道圣旨：“诏故明宗室子孙众多，有窜伏山林者，令悉归田里；有改姓埋名者，姓氏皆复旧。”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康熙帝南巡时，又两次到南京拜祭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葬的孝陵，并下令求访明朝后裔，使奉守朱氏世祀。但因无法访察，没有结果。再到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清世宗胤（礻+真）正式访查出明宗室后裔朱之琏，封为一等侯，入正白旗令世袭，以奉明孝陵的春秋祀事（这样，明皇族后裔又有一支加入满族）。至此，明宗室后裔才结束逃亡生活，恢复了普通平民的身份。

简论清代的国家统一

    有清一代，国家统一大业的完成，使清王朝幅员辽阔，气势恢弘，成为亚洲头等强国，也是世界强国之一，并且奠定了近代中国的版图，留给今人一份宝贵遗产。应该说，清代的国家统一，既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又与清统治者特别是康雍乾三帝顺应这一趋势，坚决与分裂势力做斗争，实行有利于统一大业的方针和政策相关。
　　清代国家统一的完成是与各种分裂势力长期斗争的结果
　　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清王朝建立了全国政权。至顺治十八年（1661年）南明永历帝桂王朱由榔被俘而死，清王朝虽然基本上统一了大陆，但国家的完全统一还远未完成。康熙帝继位之初，南方有日益坐大的三藩势力；东南海上有台湾郑氏抗清力量；在东北，沙皇俄国侵扰黑龙江流域已三十余年；在西北，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上层分裂势力日益嚣张，其影响波及喀尔喀蒙古、内蒙古、青海和西藏。总之，各种分裂势力仍然存在，严重威胁着清王朝的统治和国家的统一。为此，清王朝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制止分裂、完成统一的行动。
　　平定三藩之乱　康熙十二年（1672年），康熙帝下令撤藩。云南平西王吴三桂举兵造反，福建靖南王耿精忠、广东平南王尚之信先后响应，是为三藩之乱。吴三桂旧部任他省提督、总兵者也纷纷倒戈反清，半个中国陷入战火，清王朝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吴三桂自立为帝，并授意达赖喇嘛上奏清廷，劝说康熙皇帝“裂土罢兵”，让他割据南方。康熙帝对此痛加驳斥：“朕为天下人民之主，岂容裂土罢兵？！”经过八年的战争，于康熙二十年最终平定了三藩之乱。
　　统一台湾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明天启元年（1624年），荷兰侵略者占领台湾。顺治十八年（1661年），民族英雄郑成功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复台湾，作为抗清基地。翌年，郑成功病逝，子郑经嗣位。康熙三年、四年，清福建水师提督施琅两次率军征台，遇飓风无功而返，于是清廷决定招抚。康熙六年五月，清廷对郑经许以“八闽王及沿海诸岛”，郑经予以拒绝，宣称“东宁（台湾）远在海外，非属版图之中”，要求清廷仿照朝鲜的成例处理台湾与中央政权之间的关系。郑经完全背叛了乃父关于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原则，他的言行使台湾郑氏集团与清廷的矛盾从抗清一变成为分裂祖国。康熙帝对郑经的要求给予严厉的驳斥，指出：“朝鲜系从来之外国，郑经乃中国之人”。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康熙帝任命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武力统一台湾。这之后，就如何管理台湾的问题，又引发了清廷内部一场“弃留”之争。康熙帝明确指出：“台湾弃取关系甚大”，“弃而不守，尤为不可”。据此，清廷在台湾设置一府三县，总兵官一员，兵八千；澎湖设副将一员，兵二千，隶属于福建省。从此，台湾和大陆统一起来，其行政建制与内地划一。
　　抵抗沙俄 明清之际，沙皇俄国持续侵扰我国黑龙江流域达数十年之久。康熙帝亲政之后，曾多次通过外交途径敦促俄国远征军从中国领土上自动撤离，未果。康熙二十四年、二十五年，清朝发动了抗击沙俄入侵、收复中国领土的两次雅克萨之战，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与沙皇政府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两国东段边界，制止了沙俄的侵扰，使这一地区保持和平一百余年。雍正五年（1727年），清廷与沙俄政府签订《布连斯奇条约》以划分中俄中段边界，经勘界后，翌年签订了《恰克图条约》。对此，法国学者加恩评价说：“借助于《尼布楚条约》，它（清廷）已经遏止了俄国紧逼黑龙江流域；借助于《恰克图条约》，它又使俄国人远离北京，并且用条约阻止俄国人的进展。”（加斯东·加恩《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1689—1730）》）
　　与准噶尔分裂势力的斗争　准噶尔是明清时期我国西北地区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噶尔丹为首领时，准噶尔部称雄于蒙古诸部，横扫漠西漠北。在《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前后，噶尔丹在沙俄的支持下，进犯喀尔喀蒙古，以追击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和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为名，率大军进入内蒙古，并击败了前来迎战的清军统帅阿喇尼和常宁。噶尔丹挟其势向康熙帝的使者提出：“圣上君南方，我掌北方。”以南北分治作为“讲信修好”的条件，公然要分裂中国。在这种情况下，清王朝为了自己的统治，也是为了维护国家统一，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康熙帝于二十九年（1690年）、三十五年（1696年）、三十六年（1697年）三次亲征朔漠，终于在昭莫多将准噶尔主力歼灭，噶尔丹亦穷蹙而死。继噶尔丹之后的策妄阿拉布坦、噶尔丹策凌又先后称兵，妄图分裂中国。康熙末年，清王朝进行了“驱准保藏”之役。雍正九年、十年，清军与准噶尔军进行了和通淖尔与额尔德尼昭两次大战。至乾隆二十年、二十二年，清军两次进军伊犁，先征达瓦齐，后征阿睦尔撒纳，使达瓦齐被俘，阿睦尔撒纳兵败走死俄国。经历康雍乾三帝，历时约七十年的平准斗争至此大功告成。由乾隆帝撰文的两通平定准噶尔碑，今天仍然矗立在承德普宁寺，它是清王朝统一西北决心的真实写照。
　　此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军平定南疆回部大小和卓之乱，最后完成了天山南北的统一。
　　清朝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管理与我国近代领土疆域的奠定
　　清王朝在完成国家统一的同时，对黑龙江流域、蒙古地区、新疆、西藏、台湾和南海诸岛实施了有效的管辖与统治。主要包括：明确的行政区划、有效的民政管理以及边防制度的建立，并且实行了远较历代成功的民族政策，从而使领土主权的基本内涵在历史长期发展的基础上得以完备。
　　在东北和北方，由于与沙皇俄国长期接触，清廷不仅通过《中俄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与沙俄“划疆分界”，确定领土归属，同时也十分重视边疆地方政府的建设与边防。在中央，设立了专门管理少数民族事务（包括宗教、户政、民政、荒政、驿传以及行政区划、牧场划分）的机构——理藩院，其地位与六部平行。在边疆，设立“将军”一职，集军政、民政、司法于一身，是当地的最高军政长官，负责镇守地方，防卫边疆。因此，从中央到边疆各级政府完备而严密，对边疆各族加强了统治与行政管理，对国土进行了有效的管辖与防卫。
　　清王朝对西藏行政体制的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西藏与接壤国家边界的划定，也是在与外来侵略势力的斗争中完成的。康熙晚年“驱准保藏”之役胜利后，为了防范分裂势力，废除了独揽西藏政务大权的“第巴”（俗称藏王），建立了由四人组成的噶伦（政务官）西藏地方政府。噶伦的任免权归中央，从而加强了对西藏的管辖。雍正五年（1727年），设置驻藏大臣，西藏直接隶属中央，清朝对西藏的管理进入了新的阶段。乾隆十五年（1750年），西藏郡王珠尔墨特那木札的叛乱被清军平定之后，清廷颁布了《西藏善后章程》。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清军驱逐第二次入侵西藏的廓尔喀（尼泊尔）军，于次年颁布《钦定西藏章程》，从制度上对驻藏大臣的地位与职权作了明确的规定。同时，实行了“金奔巴瓶”制度，规定达赖、班禅圆寂后，将寻认的转世灵童的姓名、生年月日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在签牌上，放入金瓶内，在驻藏大臣监督之下掣签认定。这说明清廷对西藏的统治与管理进一步制度化和法律化。乾隆五十九年（1798年），清廷派员经实地勘界后，划清了西藏与西南邻国的疆界，明确了领土主权。
　　清王朝对西藏的有效管辖，制止了英国人早期对西藏的侵略。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王朝只许广州一口对外通商，英国人不能从沿海打开中国大门，准备从西藏进入中国。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总督赫斯汀派东印度公司秘书波格尔到日喀则见班禅六世。当时，达赖因年幼由班禅摄行政事。波格尔先提出与西藏签订通商条约，西藏官员答复：“一切须（听）命中国皇上。”波格尔又提出“藏人与英方建立某种形式上的联盟”，妄图将西藏变成英国的殖民地，当即遭到班禅六世的严词拒绝。班禅回答说：“西藏是中国的领土”，一切“需候北京政府的回示”。波格尔要求班禅六世介绍他到北京，也被拒绝。班禅六世拒绝波格尔提出的种种诱惑，维护祖国统一，使这位英国密使挑拨西藏与祖国关系的阴谋未能得逞。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朝对西藏管理的有效性。
　　清王朝统治者完成国家统一后，在抗击外来势力和与周边国家的交涉过程中，认识到必须加强边防建设。其具体措施包括：划疆分界，设置“卡伦”（哨所）、“鄂博”（石块垒成的界标），严格的巡边制度，重要关卡设兵防守。清朝有关边防建设的措施，形成了对领土疆域较为严密的防卫制度，这是前所未有的。
　　统一大业完成后，清统治者对反映版图的全国舆图的绘制十分重视，所谓“国家抚有疆宇，谓之版图。版言乎其有民，图言乎其有地”。康熙帝任命传教士白晋等经实地测绘，历时十年，编绘成《皇舆全览图》，乾隆时完成新疆统一后，又令传教士蒋友仁等对新疆、西藏进行实地测绘，在康熙《皇舆全览图》的基础上，完成全国实地测绘的《乾隆十三排地图》（又名《乾隆内府舆图》），全图由104块铜版组成。在全国经实地测量绘制成地图，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第一次。
　　清廷对海防和海疆也十分重视，沿海各省专设水师提督，有严格的巡哨制度。琼州府（今海南省）南琼崖州水师营“南面直接暹罗（泰国）、占城（越南南部）夷洋”。广东水师管辖南海诸岛礁及广大南海海面。清廷对海岛沙洲实行了有效管辖，正如乾隆帝所指出的：“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所属。”清朝“疆址森然”，表明了领土疆域即使是“尺土”，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为了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清王朝多次反击外国入侵者，同时也进行边界谈判。清统治者从中总结出极其重要的教训，清军击败廓尔喀第二次侵藏后，乾隆皇帝指出：“示之必克，其和乃固。”也就是说，必须有强大的国防，战则必胜，边界和平才能巩固。乾隆帝因之喟然叹曰：“乃知守中国者，不可徒言偃武修文，以自示弱也。彼偃武修文之不已，必致弃固有而不能守，是亦不可不知耳。”清帝对待领土主权的原则是：“既不强取他国之寸土，亦不无故轻让我寸土于人。”乾隆帝说：“夫开边黩武，朕所不为，而祖宗所有疆宇，不敢少亏尺寸。”清王朝的统治者，特别是康雍乾三帝顺应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积极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奠定了我国近代领土疆域，完成了统一大业，同时也进一步巩固了各民族各地区经济文化交往的基础。

编纂《清史》的两点刍议

    一、中国的基本国情是穷国，不少雪中送炭的事，并非有充足的资金。例如我国订立了义务教育法，但支援适龄学童就学，还须依赖希望工程。国家为了举办这一重大学术文化工程，支拨了相当充足的经费。但应当本着勤俭办一切事业的精神，尽可能多地节约投资，节余归公，并非支拨的金钱，务须想方设法，用完不可。衷心希望厉行财务公开、财务民主、财务监督，使修纂《清史》工程，成为抵制一切浪费民脂民膏的模范工程。

　　也许是杞人忧天，因为已经听到了一些准备放手耗费民脂民膏的传闻。例如出国考察，搜索史料，当然并非没有必要。但应当让懂英文者去英美，懂法文者去法国，懂日文者去日本，懂俄文者去俄国，懂德文者去德国，对派出国者进行专业评审和外语考试。不懂外文者就不必滥竽充数了。

　　二、正史是古人的观念，今人看来，只是史料。史料的价值，在于其原始性，这已是现代史学的常识。古代的正史其实也不知是第几手的记录，但传至今日，其价值无非在于原始性。因为没有更原始的史料可以取而代之。大致自《唐书》以下，由于今存有更丰富的原始史料，正史的价值就一代不如一代。《明实录》的价值所以高于《清实录》，因为今存有比《清实录》更原始的清档案等记录。晚出的、辗转传抄而成的《清史稿》，原则上已不应作史料使用。如依正史的规范修史，编写得再完美，其史料价值的原始性也不可能超越上世纪的《清史稿》，更难于强求后人，要他们将清档案等原始记录弃置不顾，而将新编清史奉为正史史料使用，如同治唐史者使用《新唐书》一样。

　　就文字而论，目前的中年学者，许多人即使写繁体字，也时而不乏错别字。六十以上的老年学者，谁也难以得心应手，写出漂亮的古文。相形之上，上世纪修《清史稿》的遗老们，其古文水平确是高于今人。如果决定用古文写作，只怕难以使所有的参加者成为写古文的高手。其实，二司马等人的不朽史笔是时代的产物，虽然具有永久的魅力，后人强欲追拟，不免是东施效颦。当然也有一条“捷径”，就是将《清史稿》之类文字改头换面，做文抄公。这无疑是一切有志气的史家所不屑为。

　　如果依现代史学的思维修史，则现代史学的特点恰好在于不断更新，尤其是史料太多的清史，旧的研究成果被推翻、被更新的事，屡见不鲜。在研究长河中，任何成果只能是阶段性的。最好也只是里程碑式的。任何人也无力使研究长河在自己足下凝固，不再向前奔流。

　　以上意见涉及新修清史的定位问题。作为千虑之一得，仅供参考。

为秦桧翻案到为汉奸立碑

    秦桧作为史书中一个盖棺定论了的反面人物，在没有新的历史资料进行佐证的前提下，前些时竟然也有人公然为其翻案。曾经出版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试验修订版）就指出，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地分析对待我国历史上发生过的民族战争，此类战争的性质应为“兄弟阋墙，家里打架”，故岳飞、文天祥等曾被称为“民族英雄”实在不妥，了不起只能算作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杰出人物”而已。如此论调刚一面世，就受到舆论的广泛谴责，因为依此逻辑推理下去，秦桧、吴三桂之流自然也不能再称之为汉奸或民贼，甚至反而属“英雄”无疑了，毕竟吴三桂开关迎清，也算顺应历史潮流，秦桧卖国求荣，更乃忠君及缔造和平之举嘛！

　　假若上述为秦桧等反面历史人物翻案还属历史或学术探讨的范畴的话，那么直接为臭名远扬的汉奸王直立碑招魂，就是实实在在的忠奸莫辨、黑白不分了。据1月23日《深圳商报》报道，安徽歙县柘林镇竟有人为明代勾结倭寇、为虎作伥的大海盗王直修墓立碑，而“墓”后出资者竟是12名日本人。据史料记载，从1548年起，王直“遂起邪谋，招聚亡命，勾引倭奴”，1552年，王直更与福建漳州、泉州之倭酋相勾结，流劫台、温、宁、绍间，攻陷城塞，杀掠居民无数。直到1556年，就任浙、直（徽州）总督的胡宗宪，才得以通过派遣间谍，最终诱杀了藏身日本的王直。对于如此“恶贯滔天”的民贼，却为其修墓立碑，自然让人不解，然而更让人不解的，还属其墓碑竟是由12名日本“友人”捐资修建的。在王直墓右侧，就立着刻有这12名日本捐资者名字的“芳名塔”。王直作为一个足以盖棺定论的民族败类，为其修墓立碑的行为就是逆历史而动、逆民意而为了。

　　毋庸讳言，大凡历史人物，由于历史的局限或自身的原因，其身上都难免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历史缺陷或局限性，故而对待那些历史人物，也理应有一个历史的角度和科学的态度。正因为如此，许多人才包容了一些影视剧对某些简单化的旧有的历史观的重新解读，以使其尽量还原丰富的历史原貌，而影视剧编导表达其“对历史的发现和思考”，不仅是其创作的权利，也是艺术的自由。可具体到为汉奸王直修墓立碑这件事，恐怕许多人就不会再这么宽容和大度了。毕竟王直作为一个助“倭”为虐的活生生的汉奸形象和民族败类，在历史上早已被盖棺定论，即便是站在当初属“受益者”的日本国民一方，为这样一个恶贯满盈的反面人物立碑招魂，在情理上也是难以讲通的。

　　当铁定的历史事实竟也日渐成为某些功利熏心者手中把玩的橡皮泥时，历史便会推动其起码的良知和镜鉴价值，而其对所在民族带来的精神损伤，也就变得不言而喻了。

刘邦的哲学

    在秦末的群雄逐鹿中，有一个乡间的无赖，组织一伙人揭竿而起，却意外地捞到了皇冠，成就了帝业。他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汉高祖刘邦。
　　刘邦无才无德，论文才，狗屁不通，论武功，实在稀松平常。可他却成功了，应该说他的起家，其中撞大运的成分是不少的。当时的天下，能文能武的人才何止千万，可都没有成就帝业。
　　刘邦是个无赖，史书上说他好吃懒做，不大喜欢劳动，由于没啥本事，又不肯卖苦力，所以坐吃山空，成了穷光蛋。他时常到酒店喝酒，喝完了不给钱。人家恨他但拿他没有办法。无赖是最不好对付的，他属于大毛病不犯，小毛病不断，脸皮特别厚的那一种，喝了你的酒，你想要钱，没门，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就是这样一个无赖，在被征服劳役时，偶尔看到秦始皇出行的盛大场面，竟然发出了：“嗟乎，大丈夫当如此”的感慨。
　　有人说刘邦当时就树立了远大理想，说他有什么“鸿鹄之志”。
　　当时就凭刘邦那点本事，那点本钱，只是羡慕秦始皇而已，就是让他吃上熊心豹子胆，他也不敢想当皇帝。他羡慕秦始皇，就像我们羡慕比尔·盖茨一样，平常人说盖茨如何如何，只是发发感慨而已，如果真的有人把盖茨当成努力的目标，他不是发疯了，就是中邪了。事实上，刘邦起义和陈胜吴广起义的原因差不多，刘邦以亭长身分押送一批人到骊山服劳役。按照秦的法律，不能按时完成任务的就得处死。刘邦押送这些人不到半路，人就跑得所剩无几了。横竖是死，为了活命，只得造反。后来刘邦又找来好友萧何、曹参、樊哙，鼓动他的老乡们起义，从此有了自己的队伍。
　　刘邦文化水平低，又没有治军的经验，所以他在战场上是个常败将军。指挥部队不同于耍无赖，那可是真刀实枪的功夫，没有本事靠想当然是不行的。所以他常吃败仗，多次险些当了俘虏，但他很幸运，多次大难不死。刘邦打仗不行，值得肯定的是他还是有一定的自知之明的。他知道自己不行是个笨蛋，就放手利用别人。他让张良、韩信、彭越、黥布等能人放手去干，特别是他大胆地起用了韩信，为夺取天下奠定胜局。刘邦并非一无是处，他在用到你的时候可以叫你爷，毕恭毕敬，下跪都行，当天下到手之后，他就翻脸不认人了。
　　刘邦有他的处世哲学。历史上的大奸大雄都是厚脸皮黑心肝的，这招实行起来往往很有效。你说我无耻，我本来就是无耻的，怎样说都无所谓，你说我是无赖，那是我的看家本领，靠的就是这个——这就是刘邦的处世哲学。所以，他在取得江山以后，就充分施展他的无赖手段，玩弄一些小伎俩，将可能对他产生威胁的以及根本不能对他产生威胁的将领一一剪除。刘邦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人，他做事讲求的是功利，对我有利的事，不管多么伤天害理，他都会坚决地去干。无赖当上了皇帝，他还会有什么可怕的？那些帮助刘邦夺取天下的人，最后大多没有好果子吃。建立汉室江山的三大功臣：韩信、张良、萧何，结果是，韩信被杀，张良被迫躲到深山避灾，萧何屡次遭到刘邦的猜忌，好在萧何委曲求全，最后竟捐掉所有的家产当军费，才免得一死。还有彭越、英布等将领，都没有逃出他的掌心。
　　一次，刘邦在前殿举行盛大宴会，招待诸侯群臣。他得意洋洋地给他的父亲敬酒，说：“从前父亲大人常常说我是个懒汉，不能治产业挣钱养家，不如我的哥哥有出息。现在我挣的产业比起我哥哥刘仲来，谁的多些谁的少些呀？”他父亲只能一句话也不说。这段话，可称得上小人得志的经典。一个人浅薄到如此程度，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看历史留下了什么？

    有句老话，对镜可正衣冠，读史可知兴亡。不知今天还有多少人仍在探古寻今？毕竟，中国历史太长，典籍浩瀚，专家治学也要断代别类，何况常人，忙于生存，忙于享乐，读史似乎有点近奢近迂了。

    读史有点难，享受历史则是大家都会的，登长城，游故宫，看兵马俑，祭黄帝陵等等，甚至以外国历史为背景的经典剧作，如《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连很现代的“小资”们也是心向往之的。

    浏览和玩味历史，也许多少会有点触动，因古代文明引发的爱国主义情怀自然是会有的；对统治阶级奢靡生活的感叹，自然也会有的；可能更多的还是对人的创造力和精湛技艺的赞美。有人说，站在国宝展前，片刻之间，会萌生愧对古人的感觉。可是，动情与感慨之后，我们是不是分析过，历史究竟留下了什么？为什么是这些而不是那些东西留了下来？人们选择历史的标准又是什么？

    比如说事，一般总是指推动经济发展或影响历史进程的事件，如“四大发明”、“贞观之治”、“辛亥革命”、“白话文运动”等。如果说物，大致也可摆出几条：代表一个时代先进生产力的工具，如新石器时期的刀、斧，铁器时代的锄、耙；或者某种工艺的完臻成熟，如唐三彩、青花瓷；或富有民族特色的恢弘建筑，精美器皿，如天坛、徽居、宝鼎、编钟。要是指人，凡青史留名者，要么是代表历史进步方向的，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要么是为老百姓申冤、谋利的，如包公、海瑞、特丽莎嬷嬷；要么是才华横溢、创造文化的，如孔子、孙子、李时珍、屈原等等。自然，历史也留下了一些物的糟粕，如“鸦片烟”、“算命术”之类，以及人的恶名，如秦桧、汪精卫诸流，还有事的悲剧，如“大炼钢铁”，结果炼了一堆废铁，搞“文化大革命”，结果使文化一片荒芜。最重要的是历史还湮没了一些曾经那么恢弘的城邦和灿烂的文明，如汉尼拔的迦太基城，如今有多少人还知道？也淘汰了许多名噪一时、显赫一世的人和物，因为历史证明了他们当时的虚幻和后来的无足轻重。

    读史不是人人能做的事，但是，看历史留下了什么，我们大致可以知道今天如何做人，做事，做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