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人民时评：“短信圈钱”何以叫停

范伟国

为加强对群众参与的选秀类节目的管理，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近日通知：“禁止手机投票、电话投票和网络投票等场外投票方式。”

　　这一规定切中时弊。

　　以手机投票、电话投票或网络投票等方式选秀，刚一出现时，很多人觉得新鲜，甚至曾被称为“中国式民主形式的新探索”，果真如此吗？

　　虽然电话、手机和网络在我国已相当普及，而热衷用手机或网络投票选秀的人却属少数。那么，某一收入阶层的某一特定年龄段中某些人的投票，能说是代表真正的民意吗？事实上，这种无人监督的投票，被人为操纵的可能性很大，就算是最“诚实”的粉丝，也会寻找亲朋好友的手机，为自己的偶像投票，而这些亲朋，可能对支持的偶像一无所知，严格说来，这岂不是“滥用民主”？难怪对此质疑之声不绝于耳，叫停当在情理之中。

　　叫停场外投票的另一层意义，在于禁止短信圈钱。《京华时报》日前报道说，选秀节目人气选手动辄百万的场外支持票数、每票一元钱的收费标准，让短信投票成为主办方赢利的重要途径之一。

　　其间的商机，让很多人跃跃欲试。打开电视机，相当多的节目都增加了短信参与的内容，猜比赛结果，猜剧情发展，甚至一些极简单、极无聊的问题，声称有机会获得若干大奖。奖品之丰厚，让人怦然心动，对处于情绪容易激动年龄段的一些人，更是一个诱惑。于是，短信如潮涌来，让一些人赚得盆满钵满。

　　然而，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一收一支中，要玩点猫腻太容易了，这期间，缺乏必要的监督和公开，难以取得公众的信任。间或会有凤毛麟角的主办者，对此种利益敬而远之。如上海文广集团为消除“短信圈钱”的质疑，将观众参与《加油好男儿》投票的收益，在扣除成本后全部捐赠给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但是，更多的主办者，是热热闹闹中闷声大发财。

　　其实，选秀类节目也并非一无可取，它增加了年轻人的参与热情。当然也因此让渴望一夜成名的孩子更加冲动。然而，类似短信投票的做法，却因其暗箱操作的特点，除肥了一些主办者的腰包，实在看不出有甚好处。它最大的害处，是在增加了“粉丝”们彼此莫名其妙的仇视、伤害和不信任之际，败坏了社会风气和诚信意识。

　　真正的民主，是无法用几文钱买来的。将民主庸俗化为选秀的短信投票，是对民主的藐视，更伤害了公众对民主的渴求与信任。

　　手机投票虽然只有一元钱或几毛钱的事，但“一枝一叶总关情”，这情是民情，是社会风习。风起于青萍之末，区区一元钱的小伎俩，却可能在年轻人心中酿成道德信念的动摇，让孩子们未知民主，却先娴熟了“滥用”，其害处还真不可小视。

人民日报经济时评：加强协调  杜绝监管缺位

原国锋

从现在起到今年底，一场围绕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的专项整治行动将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这次整治活动，旨在通过对重点产品、单位、区域集中整治，建立健全从产品设计、加工、销售到售后服务的全过程监管链条，建立追溯体系和责任追究体系，把我国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２３日召开的全国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电视电话会，对农产品、食品、餐饮、药品等领域的专项整治工作，明确提出了主要任务和目标。其中，“十二个百分之百”更是体现了政府对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下狠心”、“动真格”：到今年底，全国大中城市的农产品批发市场１００％纳入质量安全检测范围；小作坊１００％要签订食品质量安全承诺书，彻底解决县城以上城市、乡镇政府所在地和城乡结合部婴幼儿配方乳粉等１６类食品无证照生产加工问题；县城以上城市的市场、超市１００％建立进货索证索票制度；乡镇、街道、社区食杂店１００％建立食品进货台账制度……

　　“没有质量的发展就不是科学发展”，“民以食为天”……应该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但也要看到，我国产品质量还有待提高，食品安全事故时有发生，“多龙治水水不治”的现象还比较突出。缘何？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部门之间缺乏高效协作，导致相关制度难以落实。我国食品安全涉及多个部门，实施的是“分段式”监管，各个监管部门在段与段的衔接时出现的“缺位”或“重叠”处，往往是事故的“重灾区”。要实现年底前达“十二个百分之百”这一整治目标，关键是各部门要切实加强协作，让制度不折不扣得到落实。

　　农产品质量安全整治由农业部门牵头，猪肉质量安全整治由商务部门牵头……这次整治行动，不仅指定了具体领域的牵头单位，还明确提出坚持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前不久，《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明确指出，有关监管部门发现违反规定的行为，属于其他监管部门职责的，应当立即书面移交；有权处理的部门应当立即处理，因不立即处理或者推诿，造成后果的，对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记大过或者降级的处分。这些规定，明确了相关部门的职责，对减少乃至杜绝食品监管上的“缺位”或“重叠”现象，无疑会起到巨大的作用。

　　目前，我国出台的相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已有３０多部（个）。如果相关监管部门不能积极协作，相互推诿，制度功能会大打折扣，甚至沦为废纸一张。希望地方各级政府、各监管部门提高认识，服务大局，严格依法履行职责，严肃查处违法行为，把各项制度和措施落到实处。

今年重庆市公务员考试和湖北省公务员考试的申论就是这个话题，标准答案就本文的标题。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9-26 9:03:56编辑过]

人民日报经济时评：走近人人有房住的理想

王淑军

从以往更注重住房商品化，到如今优先保障低收入家庭住房，走过20年历程的房改，着眼民生的思路越发清晰。

　　继《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发布之后，8月25日结束的全国城市住房工作会议围绕“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展开，重申了建立健全城市廉租住房制度、改进和规范经济适用房制度，并将农民工和棚户区居民等住房困难群体也纳入其中。

　　从上世纪80年代起，随着福利分房旧体制被打破，房改一经启动即呈加速状态，房地产业空前繁荣。经过20年的房改，住房商品化、社会化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然而，在人民居住条件大为改善的同时，房价上涨过快，成为无数低收入家庭“心头事”。在此背景下，对此次房改新举措人们或许有诸多解释，但如果分析房改走过的道路，可感受到这新政背后的民生背景和政府角色的转换。

　　各国的经验显示，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不能仅仅靠市场机制解决，需要政府公共服务的支撑。房改启动以来，在推进住房“市场化”的同时，我国政府早在1998年就提出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建立由商品房、经济适用住房、廉租房构成的多层次的住房供应体系，满足不同收入群众的住房需求。

　　然而，由于房地产连着消费和投资，关系GDP增长，相比对住房“市场化”的热情，地方政府对本应负起的“保障”责任动力不足。因此，出现了一方面房价上涨过快，一方面大量中低收入家庭“望房兴叹”的景象，目前全国仍有近1000万户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人均建筑面积不足10平方米。

　　面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高房价，政府陆续出台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抑制旺盛的住房投资需求。最近国务院颁发的《意见》和全国城市住房工作会议，则直接针对低收入家庭的廉租房问题，进一步强化政府住房保障职责。

　　会议重申，将保障对象从低保家庭扩大到低收入家庭，并列出明确的时间表。这无疑使近一段时间以来效果似乎不佳的廉租房政策，有了更可操作的制度空间。还有，会议在强调健全工作机制、保障投入的同时，将有关工作情况纳入对政府的政绩考核之中，并实行对工作不落实、措施不到位地区领导的责任追究。这些都说明历经几番风雨，我们的房改政策更明确地体现了政府公共服务职责，把握住了问题的实质。

　　住房问题是重要的民生问题。透过房改走向的民生背景，我们看到政府已担起公共服务的保障责任，彰显公平正义的内涵。眼下，政策已经明确，相关配套方案和实施细则不日出台，我们寄望早日见到成效。

人民时评：今天，让我们再提“公民道德”！

王石川

今年9月20日，是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颁布实施六周年暨第五个“公民道德宣传日”。为集中展示《纲要》颁布以来公民道德建设的丰硕成果，中央文明办、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决定在“公民道德宣传日”评选表彰全国道德模范。

　　全国道德模范，那是一个个令我们钦佩和感动的名字。钦佩，是因为他们确实不同凡响，他们是道德标杆；感动，则因为我们受到了震撼和感化，这正是这些道德偶像的积极效应。

　　事实证明，我们从不缺少道德资源。道德是基本的善，道德是燃烧的光，道德也应是我们的生活方式。然而，遍布周遭，经常听到有人大发感慨：“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人心何以不古？世风如何日下？要想举例委实不难，比如，拜物教汹汹而来，精神被物质打败，金钱俘获了道义。再比如，恶在迸发，现有的一些秩序被潜规则所代替；善在消隐，良知在回避，道德缺席……

　　美国著名法学家富勒在《法律的道德性》一书中指出，道德分为“愿望的道德”和“义务的道德”。前者是人们对至善的追求，人们遵守了愿望道德就会受到赞美；后者是人们对社会生活的基本要求，即便遵守了也不会受到赞赏，因为本来就该做的，但一旦违反就会受到谴责。按说，生活中的一些道德都是“义务的道德”，然而，许多时候，原本是应该遵守的道德我们没有遵守，而一旦我们做到了应该做的道德——义务道德，就能轻易获取掌声。比如，拾金不昧本是义务道德，但如今拾金不昧反而被不吝赞美。

　　道德底线一再降低，不能不令人忧心。

　　有论者认为，通过对道德资源的开掘、阐发、创构和宣扬，影响社会大众的生活和信仰，使之符合今日人类文明的较高道德水准，这是一条必由之路。诚然，评选表彰全国道德模范的现实意义正在于此。但是，完成道德重建，对道德模范的表彰只是一方面，还有三点值得关注：

　　其一、孔子曾言“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此言虽然不全面，但毫无疑问，当前一些官员，官风、官德不正，对社会道德有着巨大的杀伤力。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官”为民之表率，“官风”决定着民风，官德决定着民德。揆诸现实我们发现，一些官员道德败坏，有时简直是不道德的“集大成者”。如此一来，又怎能让群众信服？

　　其二、提升人们从善的信心，降低人们遵守公德的风险。在现今社会中，无论是耳闻还是目睹，有太多的例子证明了好人无好报，比如，英雄流血又流泪，比如见义勇为反被诬。如此一来，谁还敢做好事？谁还会做好事？当然，一些人行善未必未求得回报，但绝不愿被诬蔑。因此，如果不建立最基本的道德秩序，人们就会是非不分，无所适从。

　　其三，重拾人们信仰，让信仰不再缺席。物质之外，还有精神，现实之外，还有理想。哲学家康德说：“有两种事物，我们越是经常、持续地对它们反复思考，它们就总是以时时翻新、有增无已的惊叹和敬畏充满我们的心灵：这就是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不妨反观一下，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对道德不那么敬畏和敬仰了呢？

　　毫无疑问，只要社会仍然前行，只要基本的公序良俗不被打破，就会有道德英雄出现。或许我们也可以期待，有朝一日，我们不需再对道德楷模进行大张旗鼓地评选和表彰，那时，人人都是道德人，道德已经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

民生，百姓总有新期待

卢新宁

今年年初，温家宝总理出访菲律宾时，菲律宾财政部长问：“中国财政增长这么快，钱怎么花？”温总理回答 ：“第一位是改善民生。”

　　把民生问题放在首位，是十六大以来中国社会最为显著的特点。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伴随着“民生”二字成为党的许多文件和政府工作报告的关键词，一系列重大民生政策不断出台，惠及亿万民众，诠释着“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丰富内涵。

　　中国政治生活围绕民生发生的变化，无疑令人感受温暖、感觉振奋。而把视野放远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关注民生，关心群众生活，作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体现，始终是贯穿我们党的历史的一条红线，只不过社会的发展赋予了民生不同的时代内涵。

　　当年，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提出旧中国最大的民生问题——土地问题。正是土地革命，让共产党深得民心，最终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一直重视民生。进入改革开放年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仍然关注民生。20世纪80年代初，中央工作会议专门提出，各省委市委至少一年四次开会讨论蔬菜问题。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提出了民生标准：“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群众利益无小事，民生连着国计国运。当我们跨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阶段，与以往相比，民生的标杆更高了——成为科学发展观的着力点和衡量社会和谐的重要指标。在经历了满足人们低层次的温饱需求阶段之后，现阶段的民生问题已不再是简单的衣食住行，而是包括了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乃至公平正义、民主法制，涉及公民的受教育权、劳动权、生命权、健康权、社会保障权等生存权和发展权，是全方位、高层次的民生问题。

　　高层次的民生需求，意味着必须不断超越自我。前不久，农业部一位副部长在谈到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时，提出“最核心的问题是让全国农民过上滋润而有尊严的日子”。从活得有保障到活得有尊严，这“尊严”二字，重若千钧！它意味着在“以人为本”的时代坐标下，在免去农业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之后，对于9亿农民国家还将做出更多的努力；意味着民生问题的核心指向是人的全面发展，包括各种正当权益受到尊重和保护——关注民生，不仅要解决群众生产生活问题，还要关注群众的政治利益和文化权益，保护人民民主权利。

　　作为一个动态的持续发展的概念，人民群众的民生需求总会有新的期待。从这个角度说，解决民生问题将始终是执政党的核心任务，任重道远，永无止境。

　　《人民日报》 ( 2007-10-09 第05版 )

王慧敏

从10月上旬开始，审计署将派出审计组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网通、中国铁通五大电信运营企业开展专项审计调查。

　　这则消息一经审计署公布，在群众中引起热议。

　　审计署审计电信行业，其实，已非一次。这则信息，所以能再惊“波澜”，很大程度上与此次审计的重点有关：

　　据审计署披露：此次审计，与以往审计不同，将重点调查电信运营企业的效益状况，以及有关资金的筹集、分配和使用情况。

　　关注“分配”， 据说这在审计历史上，尚属首次！

　　行业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一直为人所诟病。也难怪，尽管分工不同，大家都在为社会做贡献，凭什么你的收入比别人高出三倍五倍、甚至八倍十倍的水平？

　　当然，垄断企业，大抵效益都不错。但这些效益是从哪里来的？如果是靠经营管理，靠智力产出，当然值得称道，但目前不少垄断企业凭借的是国家赋予的特殊优势，比如无偿占有国家资源，并把因此获得的利润装进自己腰包。于是，一入垄断行业，犹如“鱼跃龙门”，收益顿时倍增。

　　说到底，一些垄断行业不合理的高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这种现象任其发展，必然伤及社会的公平正义。

　　怎样解决这一问题，有关部门一直在动脑筋。譬如，前些时，推出的对垄断行业工资“封顶限高”。但仅靠此举，恐怕远远不够。在卖方市场主导的经营格局下，这种限制很难落到实处，因为显性存在的“垄断收入”被限制，垄断行业还会以“隐性福利”方式变相对公共福利进行侵占。也就是说，一些垄断企业的职工，工资收入并非是他个人收入的主体，那些五花八门的奖金以及公积金、各种福利性补助等，才是收入的主要来源。

　　说到这里，我们对这次审计关注“分配”，就有了更多的期待：真正厘清了资金的分配、使用情况，谁还敢再在“桌子下”做小动作？

　　这些年，从审计领导任职期间的重大决策、公司财务状况、巨额资金项目到关注企业的经济活动、收入分配，审计部门可谓是一年一串惊雷。审计工作的步步深入，不断进步，也是国家施政进步的体现。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审计，对垄断行业也善莫大焉。尽管这些年垄断性企业也在不断改革，但不少企业缺乏市场竞争，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此次审计，将企业效益状况纳入审计目标，就迫使这些企业多做“内功”――尽快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参与竞争去提高运营效率和管理质量，将“想怎样就怎样”的垄断经营意识自觉转化为市场服务意识。

　　如果较真的审计，能围绕一些垄断性企业改革发展中存在的、关系百姓切身利益且亟待解决的带有体制性的深层次问题，开展有针对性的专项审计和调查，那将不仅是正勉力“深化改革”的垄断性企业之幸，也是社会和百姓之福。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短信圈钱”何以叫停

范伟国

为加强对群众参与的选秀类节目的管理，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近日通知：“禁止手机投票、电话投票和网络投票等场外投票方式。”

　　这一规定切中时弊。

　　以手机投票、电话投票或网络投票等方式选秀，刚一出现时，很多人觉得新鲜，甚至曾被称为“中国式民主形式的新探索”，果真如此吗？

　　虽然电话、手机和网络在我国已相当普及，而热衷用手机或网络投票选秀的人却属少数。那么，某一收入阶层的某一特定年龄段中某些人的投票，能说是代表真正的民意吗？事实上，这种无人监督的投票，被人为操纵的可能性很大，就算是最“诚实”的粉丝，也会寻找亲朋好友的手机，为自己的偶像投票，而这些亲朋，可能对支持的偶像一无所知，严格说来，这岂不是“滥用民主”？难怪对此质疑之声不绝于耳，叫停当在情理之中。

　　叫停场外投票的另一层意义，在于禁止短信圈钱。《京华时报》日前报道说，选秀节目人气选手动辄百万的场外支持票数、每票一元钱的收费标准，让短信投票成为主办方赢利的重要途径之一。

　　其间的商机，让很多人跃跃欲试。打开电视机，相当多的节目都增加了短信参与的内容，猜比赛结果，猜剧情发展，甚至一些极简单、极无聊的问题，声称有机会获得若干大奖。奖品之丰厚，让人怦然心动，对处于情绪容易激动年龄段的一些人，更是一个诱惑。于是，短信如潮涌来，让一些人赚得盆满钵满。

　　然而，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一收一支中，要玩点猫腻太容易了，这期间，缺乏必要的监督和公开，难以取得公众的信任。间或会有凤毛麟角的主办者，对此种利益敬而远之。如上海文广集团为消除“短信圈钱”的质疑，将观众参与《加油好男儿》投票的收益，在扣除成本后全部捐赠给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但是，更多的主办者，是热热闹闹中闷声大发财。

　　其实，选秀类节目也并非一无可取，它增加了年轻人的参与热情。当然也因此让渴望一夜成名的孩子更加冲动。然而，类似短信投票的做法，却因其暗箱操作的特点，除肥了一些主办者的腰包，实在看不出有甚好处。它最大的害处，是在增加了“粉丝”们彼此莫名其妙的仇视、伤害和不信任之际，败坏了社会风气和诚信意识。

　　真正的民主，是无法用几文钱买来的。将民主庸俗化为选秀的短信投票，是对民主的藐视，更伤害了公众对民主的渴求与信任。

　　手机投票虽然只有一元钱或几毛钱的事，但“一枝一叶总关情”，这情是民情，是社会风习。风起于青萍之末，区区一元钱的小伎俩，却可能在年轻人心中酿成道德信念的动摇，让孩子们未知民主，却先娴熟了“滥用”，其害处还真不可小视。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文化大众化的空间有多大？

刘琼 

“人口不过468万，华乐团就有200多个，中小学校是个个有团，会馆是天天演出。近年来，新加坡的华乐传播和发展实在是蓬蓬勃勃，引人注目。”近日，应邀带领新加坡华乐团在中国巡演的著名指挥家叶聪介绍的情况，与国内民乐不景气的现状形成鲜明反差，让国内同行很受“刺激”。

　　经历长期西方殖民统治的新加坡，在文化鉴赏审美的口味上历来“西洋化”，华乐的传播尽管有华侨拥趸和许多音乐家、文学家的支持，但一直在低谷中徘徊。近年来，新加坡华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民乐)之所以能够走出低谷,直冲“高峰”，关键是有了“草根基础”即群众基础。

　　群众基础的建立与政府的政策支持分不开，也与文化大众化的价值导向分不开。近20年来，新加坡政府给予了华乐发展具体的政策支持，他们对唯一的国立音乐团体——新加坡华乐团鼎力相助，新加坡总理亲任赞助人，华乐成为国民文化鉴赏的向往。与此同时，大力扶植院校乐团，所有的学校乐团成立之初都能得到新加坡政府40万新币的启动经费。这一具体而微的扶持政策目的明确，效果明显——树立高端追求，新加坡华乐团成立仅仅8年，在国际音乐界已露峥嵘，艺术水平得到世界著名音乐厅、艺术节的认可；培养群众基础，新加坡大中小学校里华乐声声，赛事频频，音乐厅和会馆演出的上座率均在80%以上。

　　同样重要的是，业内人士还要有“大众化”觉悟。比如，专业人员能够走下去，新加坡华乐团的演出人员100%都是新加坡200多个业余半业余华乐团的艺术指导；还有,票价一直很低，国民人均收入远高于中国的新加坡，演出票价却远低于中国。同样是新加坡华乐团的演出，在新加坡票价不到两百元人民币，但是在刚刚结束的北京国际音乐节上却卖到每张票400多元。

　　回过头来再看新加坡华乐的发源地中国，民乐的生存发展始终是个问题。其实，无论是民乐还是西洋的歌剧舞剧，无论是艺术还是文学，创作品格向高向雅是必要的，但文化传播的视野还应向民向众。高雅不是藩篱，小众更不是文化发展和建设的目的，对当代中国文化来说，开掘文化生产力很重要，但如何构建文化传播体系，最大程度地挖掘传播潜力，加强和提高当代中国的文化艺术传播能力，让真正优秀的文化艺术得到传播，同样不容忽视。否则，许多既有的优秀文化将会渐渐地被丢弃和遗忘。因为，与普通的商品消费不同，文化的传播和消费空间可大可小。如果无为或者培育不得法，“文风”日下，就有可能日渐衰微。但如果有足够的“充电”培植，文化的内存空间就会无限扩张，“化”入人心，润物无声。

　　在拥有13亿人口的文化厚土上，文化的发展传播空间在理论上是浩瀚无限的，但是这个浩瀚的空间，需要政策的支持倡导，需要文化工作者去争取，去身体力行。

　　《人民日报》 ( 2007-10-30 第05版 )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猪肉价格回落说明啥

邓建胜

三十六大中城市　猪肉零售价持续五周下降

　　备受关注的猪肉价格上涨问题，终于让人松了一口气。9月15日在成都召开的全国发展生猪生产现场会传出消息说，今年4月以来持续上涨的猪肉价格，8月中旬开始出现回落，9月初与8月初相比，猪肉批发价降幅达11.3%。无疑，这是个可喜的市场信号。

　　喜在何处？首先，说明国家出台的一系列鼓励生猪生产的政策措施初见成效。

　　生猪生产和肉价，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最早取消统购统销的领域之一。近30年来，猪肉价格随行就市，生猪市场健康发展。面对突如其来的肉价持续上涨，各级政府没有直接干预价格，而是从生猪供应的源头着手，用“看得见的手”大力扶持生猪生产：5月份开始各地全面启动母猪保险；各级政府拿出23.65亿元对饲养能繁母猪的养殖户给予补贴；为调动地方发展规模化生猪生产的积极性，国家投入15亿元对生猪调出大县给予奖励。4个月后肉价回落，说明一度紧张的供求关系开始得到缓解，源头治理对偏离价值规律的肉价上涨有“釜底抽薪”之效。

　　更可喜的是，应声回落的肉价，对我们正确研判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也大有好处。

　　居民消费价格(CPI)通常被视为是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CPI增幅是否超过3%被认为是衡量一个经济体是否出现通货膨胀的指标。国家统计局9月11日公布8月份全国CPI同比上涨6.5％，很多人甚至怀疑我国经济是否出现全面过热。但细细分析发现，推动CPI连续4个月上涨的主要因素就是肉价：仅8月份，全国猪肉价格上涨超80.9%，推动物价总水平上涨了3.4个百分点，而其他消费品价格上涨，仍处于有涨有跌的正常范畴。

　　当然，好了伤疤不能忘记痛。对于这次持续4个多月的全国肉价大幅度上涨，至少有两方面需要“亡羊补牢”。

　　其一，充分认识农业生产的周期性和脆弱性。

　　应当说，这次肉价的上涨，是多年来农业生产“多了多了，少了少了”的结构性矛盾的新表现。农业生产具有顽强的周期性，不可能像工业产品那样今天短缺的东西明天就可以组织工人加班加点来满足市场需求，因此，对于粮食、生猪等这些具有四五个月生产周期而不可一日或缺的农产品，在受到市场价格打击而“伤农”之初，“看得见的手”就应当发挥作用。

　　其二，充分认识农产品价格对居民消费价格的敏感性。

　　事实证明，无论社会如何发达，农业在GDP中占的比重如何微小、对财政和居民收入的贡献率多么微不足道，由于它直接关系百姓基本生存问题，农产品对社会零售商品价格的形成都具有基础性地位，对社会物价都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敏感性。在农业比较效益差、农民增收乏力的情况下，让农民从农产品价格上涨中得利是应当的，但在农产品价格上涨之初，有关方面就应当对其可能带来的连锁反应有所察觉，未雨绸缪。

人民时评：如今重提菜篮子

张  毅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的７月份ＣＰＩ（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显示，肉蛋奶等食品价格还在持续增长。食品价格连着群众的餐桌，也牵动着经济社会的神经。近来，国务院专门召开了菜篮子会议，还连续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稳定发展生猪等农产品生产，保障市场供应。

　　在人们的印象中，“菜篮子”是若干年前的事儿了，当时，为了保障居民副食品供应，把这当一件大事来抓。后来，农业生产大发展，粮油肉蛋奶产量迅速提升。已经有些年头了，只听说农民“卖难”的，很少说市场供应吃紧的。因此，菜篮子的矛盾似乎已解决了。

　　如今重提菜篮子，印证了温总理那句话：中国人口很多，一个很大的数字，除以１３亿，就是一个很小的数字；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１３亿，就是很大的问题。别看那么多粮食、肉蛋奶，分到人头上没多少。哪天缺了、哪个地区缺了、哪个环节缺了，市场马上就有反应。尽管这次农产品涨价具有恢复性的特征，但如果没有中央连年加大农业投入、农业连年增产增收，现在的形势可能更严峻。因此，经过多年努力，我们以全世界７％的土地，较好地养活了世界２２％的人口，是非常了不起的。今后，工业反哺农业，支农惠农的政策一定要继续加强和完善。

　　如今重提菜篮子，与当年相比，农业发展水平不一样，经济社会背景不一样，面对的问题也不一样。

　　首先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国内外粮食等农产品市场联系更加紧密。近年来，受气候等自然灾害影响，一些农业大国的粮食生产纷纷歉收，库存减少；一些国家利用粮食作物开发生物能源。这些都导致粮价上涨、饲料价格上涨，带动国内猪肉等畜产品价格上涨。看来我们发展农业，越来越要有全球眼光。

　　其次，随着农村城市化、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我国主要农产品供求关系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前些年，我国９亿农民当中，大部分劳力在家种田，即使在乡镇企业或在城里打工的，农忙季节大多回家务农。种粮、种菜、养猪，没人把这些劳力当作成本。现在不同了。农村外出劳力稳定务工，农忙时，要么雇工，要么租农机，养猪也用专业饲料，农业生产社会成本增加了。而且，进城务工农民也从生产者变为消费者，拉动了农产品消费。因此，从某种角度看，以往丰富而低廉的农副产品供应，是靠农民廉价的贡献来支撑的。如今，这种局面已经发生了改变，农业稳定发展，农产品市场稳定供应，需要城里人和农村人共同承担，协调解决。

　　还有，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对农业基础条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轮猪肉和鸡蛋大幅涨价，禽流感、猪链球菌病、猪蓝耳病都是祸水。近年来，农民养殖水平普遍提高，养殖规模迅速扩大。可是，我国动物防疫基础跟不上趟，一旦重大疫情暴发蔓延，往往损失惨重。由此需要加强基层动物防疫体系建设。

　　如今，菜篮子里又装了新内容，群众既要产品丰富，还要质量安全。我们既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丝毫不能放松，又要不断提高现代农业的发展水平。